智道

栏目主持人：於兴中

在通往AI参与法律执业的道路上，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人与机器的竞争

□黎娟 苏银梦

人工智能（AI）正在掀起一场法律领域的范式革命，传统法律服务模式面临重新定义。当前，AI技术将特定法律服务转化为标准化的“法律产品”，催生出“零售化”的法律服务市场，线下按小时计费的传统商业模式正逐渐被解构。不断涌现的AI技术创新正在打破法律服务的资源壁垒，使法律服务更加公平、透明和可及。

然而，当AI技术不断给法律服务带来冲击时，传统法律执业实践的准入却依然坚守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2023年2月，DoNotPay公司派出其培训开发的全球首个AI律师为超速驾驶案件的被告出庭辩护，但“AI律师出庭计划”尚未正式应用，便因行业的强烈抵制和潜在的合规风险被紧急叫停。这一事件暴露出技术应用与法治之间的深层价值冲突：当AI开始撰写诉状、审查合同乃至参与诉讼代理时，应该如何划定AI在法律执业活动中的应用边界？

AI重构法律服务生态

随着AI技术朝向“效率助力—分析研判—决策支持”的方向演进，AI正在深刻重塑法律服务的价值创造模式。美国技术先锋LawGeex凭借其与律师的协同学习能力，仅需26秒就在合同审查上达到94%的准确度，而传统仅依靠人力审查的效率不及其六十分之一。加拿大汤森路透公司开发的法律研究平台Westlaw Edge将法律研究、法律文档自动生成和聊天交互等多项功能整合，为用户提供预测性法律建议。中国自主研发的模型DeepSeek通过可视化的法律推理过程和全面开源策略，构建了从文本解析、类案检索到风险推演的智能化闭环，推动法律决策模式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的转变，同时也使自身实现了从智能辅助工具向价值创造主体这一身份的跃迁。

法律科技公司的崛起也在重塑法律服务市场格局，形成与传统律所既竞争又合作的局面。这些科技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及其在法律服务中的应用，特别注重在垂直法律场景中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例如，英国ThoughtRiver公司通过开发智能合约解析技术，自动识别合同中的关键风险点和审查标准化合同的合规性，显著提升了合同审查效率。我国真相科技公司凭借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发现并进行了超过2000万次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据固定，其服务范围涵盖司法机关、互联网公司、律所等多种场景。

从产业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根据Gartner市场研究咨询公司预测，到2027年，全球法律科技市场价值将突破500亿美元。在此进程中，法律科技公司将重组法律服务的供给链条，逐步实现从单一的系统提供者向法律服务生态构建者的角色转化。

AI参与法律执业面临的困境

人工智能工具在基础法律服务领域已得到广泛运用，技术红利也逐步释放。然而，AI参与法律执业活动时，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首先，AI尚未满足法律规定的执业资格要求。我国律师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服务主体须获得法定执业许可。美国《律师职业行为准则》第5.5条确立了“未经授权禁止执业”原则。同样，英国《法律服务法案》仅对非律师人员提供法律服务作出限制，并未就AI能否成为法律执业主体作出明确规定。

以上表明，各国立法普遍对法律执业主体资格设定了严格门槛与要求，明确将执业主体限定为具备相应资质的人类专业人士，以确保法律服务的严谨性与规范性。AI虽然在基础法律服务领域表现出色，能高效生成法律文书、进行法律分析等，但因其非人类本质，无法满足现行法律对执业主体的资格要求，因而被明确排除在独立法律执业主体之外。

其次，AI参与法律执业引发数据合规挑战。一方面，在处理法律咨询、合同审查等业务时，AI工具需要访问包含客户隐私的法律文档。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法律执业中处理客户信息应以个人同意为合法性基础，否则可能违反律师保密义务。然而，AI工具的技术特性与律师执业的保密义务存在冲突。即使客户对执业主体“使用AI工具”给予概括同意，也难以满足数据使用方式要求的“具体、明确且可撤回”的授权标准。

另一方面，现行技术架构中，部分AI系统存在数据加密机制不完善、访问权限控制不严等问题，导致数据可能受到攻击者未经授权的访问，进而造成隐私泄露。特别是在律师使用未经行业认证的AI工具处理保密信息时，数据的控制权已实际转移给第三方技术公司，这可能带来主体资格与责任承担的不匹配问题，从而陷入合规困境。

再次，AI介入法律执业引发责任认定难题。人工智能系统介入法律执业活动，虽能基于预设程序和数据模型与法律人互动，满足法律执业基本需求，但其算法运行不透明，且存在AI幻觉现象，导致输出错误的法律结论。当这类错误建议被用于审判决策并引发严重后果时，责任界定就会变得困难，即难以明确责任是因算法设计缺陷、数据训练偏差，还是使用者的审查疏漏所致。

以2023年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受理的“马塔诉阿维安卡公司案”为例，原告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向法庭提交了ChatGPT生成的虚假判例，法院在审查后认定律师未尽审查义务。该案表面指向的是使用者的主观过错，但实际上暴露了算法隐蔽性错误引发的归责难题。面对模型生成的虚假判例，使用者既无法验证算法的逻辑漏洞，也不能核实训练数据的准确性，即便进行了形式审查，也难以发现实质错误。

此外，现有法律框架未明确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导致传统过错责任原则难以直接适用。这就使得在AI介入法律执业活动所引发的责任认定案件中，错误决策与责任主体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证明，责任归属困难。

确定AI在法律执业中的应用边界

当前，人工智能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法律文书智能生成、类案检索等基础业务工作，而是逐步向出庭代理、诉讼策略设计等法律执业的核心领域扩展。这一技术革新将法律职业者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其影响远不止于此。算法模型的介入已经深入到法律判断等传统上被视为人类专属的领域。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能够突破传统法律职业的认知局限，不断拓宽法律执业的外延与深度，但法律不能对技术扩张可能带来的职业伦理无序冲击视而不见，而应在充分承认技术合理性的前提下，明确界定AI在法律执业中的应用边界，确保技术发展与法律职业伦理相协调。  

首先，AI在法律执业中的角色应被限定在提供辅助性法律服务的范围内。2019年，德国科隆地区法院的司法实践为AI在法律执业中的应用边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某数字法律服务平台因其人工智能产品“T10”提供生成个性化法律文件的服务，被当地律师协会起诉，理由是该行为涉嫌违法执业。在该案中，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该AI产品通过交互问答进行法律分析并生成文书的行为，是否因违反法律服务法中关于法律执业资质的规定，而构成对律师专业判断的替代。法院在判决中明确了关键的区分标准，即被告的AI系统指引客户填写标准化合同表格时，仅提供了格式指导而未进行法律判断，因此具有合法性；然而，通过问答系统生成个性化法律文件的行为，因包含对用户个案的法律逻辑分析，实质上替代了律师的执业决策地位，因而被认定为违法执业。从判决结果来看，法院对AI参与法律执业中的“实质法律判断”行为予以否定。这一司法实践体现的底层逻辑在于，尽管AI能够高效处理法律检索、文本核对等程序性事务，并优化法律业务流程，但它无法进行需要价值权衡的法律判断。这也意味着，法律服务的核心价值在于职业法律人的专业判断，技术只能作为辅助工具提升法律工作的效率，而不能替代人类的法律推理能力。

其次，确立“禁止替代法律判断”原则作为AI参与法律执业范围的基本准则。所谓“禁止替代法律判断”，指的是AI在法律执业的应用中，应聚焦于实现文书检索、格式审查、风险识别等程序性功能；一旦涉及法律解释、法律判断的实质性工作，应当由执业律师作出最终决策。法律判断的本质是法律人通过对事实和法律的综合性审视，运用法律知识和经验进行逻辑推理，形成法律结论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形式逻辑分析，更需融入对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的考量。

2023年LexisNexis调查报告显示，88%的受访律师对AI参与法律实践的伦理影响存在担忧，主要源于AI缺乏处理复杂感情诉求的能力。例如，在离婚调解、工伤赔偿等案件中，当事人既需要法律专业服务，更依赖情感支持与人际信任，这正是AI无法替代人类律师的独特价值。这种基于职业特性形成的不可替代性，既是划分AI参与法律执业合法性边界的理论根基，也是构建人机协同法律服务体系必须遵循的实践准则。

AI赋能法律执业实践的未来

在人工智能时代，AI在法律执业中的合法应用范围将逐渐扩大，其影响也将日益深远。当AI叩响法律执业之门，我们不能因对未知的担忧而将其拒之门外，也不能盲目地追寻技术理想国。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可以预见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将主要扮演辅助法律实践的角色，而人类仍需在法律判断中处于核心地位，并掌握最终的决策权。未来，在通往AI参与法律执业的道路上，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人与机器的竞争，而在于如何让技术成为通向正义的阶梯，以及如何让古老的法治精神在科技文明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分别为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