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

1985年的九月，意大利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卡尔维诺去世了。十月里，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克洛德·西蒙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表面上看，这两个事件一悲一喜，但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极具象征性地指向了一个事实——追求小说变革与创新的时代过去了。

当时，曾被视为异类的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们早已位列经典文学的仙班，而被他们批判攻伐多时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观念则在回潮中重新变成了金科玉律，以至于晚年的罗伯-格里耶认为有必要像当年那样重新踏上斗争之路。不管怎么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先锋文学重新回到孤独的境地里已是不争的事实。

或许正是出于对这样的时势变化的敏锐洞察，作为意大利先锋文学的旗帜，卡尔维诺才会在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特意强调：“在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意大利文学中，无论贾尼·切拉蒂是作为作家还是理论家，都必须为他保留一席之地。”为什么要使用“必须”呢？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像他这样给予贾尼·切拉蒂以高度重视的人并不多。他很清楚这位富有才华的晚辈创作中的先锋属性。

贾尼·切拉蒂的《波河故事漫游》正是在卡尔维诺去世那年出版的。这些“故事”的样态是全新陌生的。表面看，它们都有着相对完整的轮廓，但是深入其中，却发现没有哪个“故事”能用完整来形容，有的只是让人找不到缘由的有限行为状态、失去情理关联的充满空白部分的情节以及一些超乎逻辑的仿佛随机的衔接。那些“故事”的形式，可以打个相对直观的比方来形容：就像一块水磨石板表面的状态，所有石子都在水泥中被磨平后融为了整体，但每个石子又仍旧是分离的。

我们且以那篇《一个讲述者关于美好结局的想法》为例，分析一下作者的手法特色。学识渊博的药剂师受雇于乳品厂老板，为其读高中的女儿补课，他们相爱了。此事暴露后，女孩的兄弟们砸烂了药剂师的药房并殴打了他。后来他在被砸烂的药房里行医多年。有一天他关掉了药房，躲起来极少出门。再后来他进了医院，又转到疗养院。多年后他回来时已是瘦骨嶙峋的老人。整天与书相伴的他是饿死的。藏书揭开了他的秘密：他无法接受悲剧的结局，为此改写了一百多本书的结尾，给每本书以美好结局。在弥留之际，他还在改写《包法利夫人》，不仅让艾玛活了下来，还与丈夫复合了。而在最后攥在他手里的纸条上，他只用了三个字，就把一桩悲剧改成了大团圆。

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抽空了传统故事里的情理逻辑因素，只留下基本故事轮廓，没有心理描写，没有人物背景，情节有限且跳跃，留下很多空白。我们知道，药剂师对那个冷酷世界的天真而又疯狂反抗，企图以自毁的方式达成精神胜利。在那冷然递进的情节中，我们能感觉到他自毁过程中闪现的诡异的生命余光和强烈的悲剧气息，却无法知道他何以非如此不可。这个故事颠覆了传统故事的生成模式，却拥有了更为强烈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