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遗传学之父,是这一门重要生物学科的奠基人。1865年发现遗传定率。
1822年7月22日,孟德尔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和母亲都是园艺家。孟德尔受到父母的熏陶,从小很喜爱植物。
当时,在欧洲,学校都是教会办的。学校需要教师,当地的教会看到孟德尔勤奋好学,就派他到首都维也纳大学去念书。
大学毕业以后,孟德尔就在当地教会办的一所中学教书,教的是自然科学。他能专心备课,认真教课,所以很受学生的欢迎。1843年,年方21岁的孟德尔进了修道院以后,曾在附近的高级中学任自然课教师,后来又到维也纳大学深造,受到相当系统和严格的科学教育和训练,为后来的科学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孟德尔经过长期思索认识到,理解那些使遗传性状代代恒定的机制更为重要。
从维也纳大学回到布鲁恩不久,孟德尔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豌豆实验。孟德尔首先从许多种子商那里,弄来了34个品种的豌豆,从中挑选出22个品种用于实验。它们都具有某种可以相互区分的稳定性状,例如高茎或矮茎、圆料或皱科、灰色种皮或白色种皮等。
孟德尔通过人工培植这些豌豆,对不同代的豌豆的性状和数目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计数和分析。运用这样的实验方法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严谨的态度。他酷爱自己的研究工作,经常向前来参观的客人指着豌豆十分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儿女!”
8个寒暑的辛勤劳作,孟德尔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并得到了相应的数学关系式。人们分别称他的发现为“孟德尔第一定律”和“孟德尔第二定率”,它们揭示了生物遗传奥秘的基本规律。
孟德尔开始进行豌豆实验时,达尔文进化论刚刚问世。他仔细研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保存至今的孟德尔遗物之中,就有好几本达尔文的著作,上面还留着孟德尔的手批,足见他对达尔文及其著作的关注。
起初,孟德尔豌豆实验并不是有意为探索遗传规律而进行的。他的初衷是希望获得优良品种,只是在试验的过程中,逐步把重点转向了探索遗传规律。除了豌豆以外,孟德尔还对其他植物作了大量的类似研究,其中包括玉米、紫罗兰和紫茉莉等,以期证明他发现的遗传规律对人多数植物都是适用的。
从生物的整体形式和行为中很难观察并发现遗传规律,而从个别性状中却容易观察,这也是科学界长期困惑的原因。孟德尔不仅考察生物的整体,更着眼于生物的个别性状,这是他与前辈生物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孟德尔选择的实验材料也是非常科学的。因为豌豆属于具有稳定品种的自花授粉植物,容易栽种,容易逐一分离计数,这对于他发现遗传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孟德尔清楚自己的发现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但他还是慎重地重复实验了多年,以期更加臻于完善、1865年,孟德尔在布鲁恩科学协会的会议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两次宣读。第一次,与会者礼貌而兴致勃勃地听完报告,孟德尔只简单地介绍了试验的目的、方法和过程,为时一小时的报告就使听众如坠入云雾中。
第二次,孟德尔着重根据实验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证明。可是,伟大的孟德尔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布鲁恩自然科学协会的会员,中既有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牛物学家,也有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家、藻类学家。然而,听众对连篇累续的数字和繁复枯燥的沦证毫无兴趣。他们实在跟不孟德尔的思维。孟德尔用心血浇灌的豌豆所告诉他的秘密,时人不能与之共识,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
孟德尔晚年曾经充满信心地对他的好友,布鲁恩高等技术学院大地测量学教授尼耶塞尔说:“看吧,我的时代来到了。”这句话成为伟大的预言。直到孟德尔逝世16年后,豌豆实验论文正式出版后34年,他从事豌豆试验后43年,预言才变成现实。
随着20世纪雄鸡的第一声啼鸣,来自三个国家的三位学者同时独立地“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定律。1900年,成为遗传学史乃至生物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从此,遗传学进人了孟德尔时代。
今天,通过摩尔根、艾弗里、赫尔希和沃森等数代科学家的研究,已经使生物遗传机制——这个使孟德尔魂牵梦绕的问题建立在遗传物质DNA的基础之上。
随着科学家破译了遗传密码,人们对遗传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向控制遗传机制、防治遗传疾病、合成生命等更大的造福于人类的工作方向前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圣托马斯修道院那个献身于科学的修道士的名字相连。
1843年,孟德尔来到了布尔诺老城区山脚下的圣托马斯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属于奥古斯丁派。奥古斯丁派将科学也视为一种圣约,同样维护着世界的神圣秩序。因此,这个修道院的近万本藏书里,除了神学,还有自然史、地理学以及天文学。
孟德尔就是一个对“科学圣约”颇有兴趣的人。1848年,孟德尔开始做神父,不过,他天性羞怯,布道用的捷克语也说得磕磕巴巴。总之,他的布道基本是一场灾难,根本无法吸引教区居民。
为了摆脱失业危机,孟德尔决定申请去高中当老师,不过,校方要求他得通过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资格考试。
孟德尔没考过。他的地质学很差,生物学也很烂,考官要他对哺乳动物进行分类,他自己杜撰一通,还把袋鼠和大象归到了一起。考官在评语里写,“申请人似乎对专业术语一窍不通,他毫不顾忌系统命名法的规则,只会用德语口语称呼那些动物的名字。”
孟德尔没办法,只好去继续恶补科学知识。在修道院的推荐下,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了。
当年的维也纳大学里聚集着许多一流科学家。举个例子,当时给约翰上物理课的,是克里斯蒂安·多普勒教授。在维也纳大学的经历,让孟德尔形成了系统的知识框架,也让他有了心中的偶像——就是多普勒。在维也纳大学进修几年后,孟德尔回到布尔诺,第二次试图考取教师资格。
又没考过。由于焦虑,孟德尔在考试前病倒了,此外,第一场考试他就和植物学考官吵了起来,原因不明,可能与学术意见分歧有关。孟德尔终没考完3天的考试,他这辈子再也没去考正式教师资格,一直当着代课教师。
他的空闲时间在种豌豆。是的,孟德尔几乎所有时间都在种豌豆。在修道院院长的宽宏允许下,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播种、授粉、采摘、剥壳、计数、分析的生活。
扩展资料:
在1868年,孟德尔被选为修道院院长,从此他把精力逐渐转移到修道院工作上,最终完全放弃了科学研究。这一年他才四十六岁,当修道院院长显得还太年轻了。在当时,修道院院长死后,政府就会派人来查账并课以重税。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修道院倾向于选举较年轻的修道士当院长。1874年,奥地利政府颁布了一项严苛的税法。孟德尔认为新税法不公平,拒绝交税,花了大笔的钱与政府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其它修道院的院长纷纷被政府收买,屈服了,只有孟德尔坚拒政府的威胁利诱,决心抵抗到底。结果可想而知。法庭判决孟德尔败诉,修道院的资金被没收了。修道院的修道士们也背弃了孟德尔,向政府妥协。孟德尔的身心完全垮了,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1884年1月6日这天,他精神看起来“似乎不错”,护士问候了他一句:“你的气色真好。”五分钟后,前去看望孟德尔的修女发现,他靠在沙发上已经停止了呼吸。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孟德尔
孟德尔1822年7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西里西亚,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
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了遗传规律、分离规律及自由组合规律。 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是“现代遗传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 genetics)”,是遗传学的奠基人。
1865年发现遗传定律人物生平早年 1822年7月20日,孟德尔[1]出生在奥地利西里西亚(现属捷克)海因策道夫村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和母亲都是园艺家(外祖父是园艺工人)。孟德尔童年时受到园艺学和农学知识的熏陶,对植物的生长和开花非常感兴趣。
1840年他考入奥尔米茨大学哲学院,主攻古典哲学,但他还学习了数。学校需要教师,当地的教会看到孟德尔勤奋好学,就派他到首都维也纳大学去念书。
1843年大学毕业以后,年方21岁的孟德尔进了布隆城奥古斯汀修道院,并在当地教会办的一所中学教书,教的是自然科学。他由于能专心备课,认真教课,所以很受学生的欢迎。
后来,他又到维也纳大学深造,受到相当系统和严格的科学教育和训练,也受到杰出科学家们的影响,如多普勒,孟德尔为他当物理学演示助手;又如依汀豪生,他是一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还有恩格尔,他是细胞理论发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但是由于否定植物物种的稳定性而受到教士们的攻击。这些为他后来的科学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孟德尔经过长期思索认识到,理解那些使遗传性状代代恒定的机制更为重要。 1856年,从维也纳大学回到布鲁恩不久,孟德尔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豌豆实验。
孟德尔首先从许多种子商那里,弄来了34个品种的豌豆,从中挑选出22个品种用于实验。它们都具有某种可以相互区分的稳定性状,例如高茎或矮茎、圆料或皱科、灰色种皮或白色种皮等。
孟德尔通过人工培植这些豌豆,对不同代的豌豆的性状和数目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计数和分析。运用这样的实验方法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严谨的态度。
他酷爱自己的研究工作,经常向前来参观的客人指着豌豆十分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儿女!” 8个寒暑的辛勤劳作,孟德尔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并得到了相应的数学关系式。人们分别称他的发现为“孟德尔第一定律”(即孟德尔遗传分离规律)和“孟德尔第二定律”,它们揭示了生物遗传奥秘的基本规律。
豌豆实验 孟德尔开始进行豌豆实验时,达尔文进化论刚刚问世。他仔细研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
保存至今的孟德尔遗物之中,就有好几本达尔文的著作,上面还留着孟德尔的手批,足见他对达尔文及其著作的关注。 起初,孟德尔豌豆实验并不是有意为探索遗传规律而进行的。
他的初衷是希望获得优良品种,只是在试验的过程中,逐步把重点转向了探索遗传规律。除了豌豆以外,孟德尔还对其他植物作了大量的类似研究,其中包括玉米、紫罗兰和紫茉莉等,以期证明他发现的遗传规律对大多数植物都是适用的。
从生物的整体形式和行为中很难观察并发现遗传规律,而从个别性状中却容易观察,这也是科学界长期困惑的原因。孟德尔不仅考察生物的整体,更着眼于生物的个别性状,这是他与前辈生物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
孟德尔选择的实验材料也是非常科学的。因为豌豆属于具有稳定品种的自花授粉植物,容易栽种,容易逐一分离计数,这对于他发现遗传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孟德尔清楚自己的发现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但他还是慎重地重复实验了多年,以期更加臻于完善、1865年,孟德尔在布鲁恩科学协会的会议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两次宣读。第一次,与会者礼貌而兴致勃勃地听完报告,孟德尔只简单地介绍了试验的目的、方法和过程,为时一小时的报告就使听众如坠入云雾中。
结论被埋没 第二次,孟德尔着重根据实验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证明。可是,伟大的孟德尔思维和实验太超前了。
尽管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布鲁恩自然科学协会的会员,中既有化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也有生物学专业的植物学家、藻类学家。然而,听众对连篇累续的数字和繁复枯燥的论证毫无兴趣。
他们实在跟不上孟德尔的思维。孟德尔用心血浇灌的豌豆所告诉他的秘密,时人不能与之共识,一直被埋没了35年之久! 豌豆的杂交实验从1856年至1864年共进行了8年。
孟德尔将其研究的结果整理成论文发表,但未引起任何反响。其原因有三个。
第一,在孟德尔论文发表前7年(1859年),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部著作引起了科学界的兴趣,几乎全部的生物学家转向生物进化的讨论。
这一点也许对孟德尔论文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当时的科学界缺乏理解孟德尔定律的思想基础。
首先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还没有包含孟德尔论文所提出的命题:遗传的不是一个个体的全貌,而是一个个性状。其次,孟德尔论文的表达方式是全新的,他把生物学和统计学、数学结合了起来,使得同时代的博物学家很难理解论文的真正含义。
第三,有的权威出于偏见或不理解,把孟德尔的研究视为一般的杂交实验,和别人做的没有多大差别。 孟德尔晚年曾经充满信心地对他的好友,布鲁恩高等技术学院大地。
1843年,孟德尔来到了布尔诺老城区山脚下的圣托马斯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属于奥古斯丁派。奥古斯丁派将科学也视为一种圣约,同样维护着世界的神圣秩序。
因此,这个修道院的近万本藏书里,除了神学,还有自然史、地理学以及天文学。孟德尔就是一个对“科学圣约”颇有兴趣的人。
1848年,孟德尔开始做神父,不过,他天性羞怯,布道用的捷克语也说得磕磕巴巴。总之,他的布道基本是一场灾难,根本无法吸引教区居民。
为了摆脱失业危机,孟德尔决定申请去高中当老师,不过,校方要求他得通过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资格考试。 孟德尔没考过。
他的地质学很差,生物学也很烂,考官要他对哺乳动物进行分类,他自己杜撰一通,还把袋鼠和大象归到了一起。考官在评语里写,“申请人似乎对专业术语一窍不通,他毫不顾忌系统命名法的规则,只会用德语口语称呼那些动物的名字。”
孟德尔没办法,只好去继续恶补科学知识。在修道院的推荐下,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了。
当年的维也纳大学里聚集着许多一流科学家。举个例子,当时给约翰上物理课的,是克里斯蒂安·多普勒教授。
在维也纳大学的经历,让孟德尔形成了系统的知识框架,也让他有了心中的偶像——就是多普勒。在维也纳大学进修几年后,孟德尔回到布尔诺,第二次试图考取教师资格。
又没考过。由于焦虑,孟德尔在考试前病倒了,此外,第一场考试他就和植物学考官吵了起来,原因不明,可能与学术意见分歧有关。
孟德尔终没考完3天的考试,他这辈子再也没去考正式教师资格,一直当着代课教师。 他的空闲时间在种豌豆。
是的,孟德尔几乎所有时间都在种豌豆。在修道院院长的宽宏允许下,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播种、授粉、采摘、剥壳、计数、分析的生活。
扩展资料: 在1868年,孟德尔被选为修道院院长,从此他把精力逐渐转移到修道院工作上,最终完全放弃了科学研究。这一年他才四十六岁,当修道院院长显得还太年轻了。
在当时,修道院院长死后,政府就会派人来查账并课以重税。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修道院倾向于选举较年轻的修道士当院长。
1874年,奥地利政府颁布了一项严苛的税法。孟德尔认为新税法不公平,拒绝交税,花了大笔的钱与政府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其它修道院的院长纷纷被政府收买,屈服了,只有孟德尔坚拒政府的威胁利诱,决心抵抗到底。结果可想而知。
法庭判决孟德尔败诉,修道院的资金被没收了。修道院的修道士们也背弃了孟德尔,向政府妥协。
孟德尔的身心完全垮了,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1884年1月6日这天,他精神看起来“似乎不错”,护士问候了他一句:“你的气色真好。”
五分钟后,前去看望孟德尔的修女发现,他靠在沙发上已经停止了呼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孟德尔。
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
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
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迅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哪只给忘记了。
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这大学生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
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市内的剑桥大学走去。这个大学生就是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名为“达尔文”。
孟德尔:现代遗传学之父,是这一门重要生物学科的奠基人。
孟德尔通过人工培植这些豌豆,对不同代的豌豆的性状和数目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计数和分析。运用这样的实验方法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严谨的态度。他酷爱自己的研究工作,经常向前来参观的客人指着豌豆十分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儿女!”
8个寒暑的辛勤劳作,孟德尔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并得到了相应的数学关系式。人们分别称他的发现为“孟德尔第一定律”和“孟德尔第二定律”,它们揭示了生物遗传奥秘的基本规律。
1. 华罗庚 1946年,美国某大学以优厚的条件聘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终身教授 。
但他回答说:“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北平(今北京)。回国后,他不仅刻苦致力于理论研究,而且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
此外,还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物学家童第周、核物理学家钱学森,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化学家唐敖庆……他们个个都满怀爱国之志,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2.科学家有他的祖国 巴斯德 巴斯德是19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因发明了传染病预防接种法,为人类和人类饲养的家畜、家禽防治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使得他在整个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德国的波恩大学郑重地把名誉学位证书授予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学者。
但是,普法战争爆发后,德国强占了法国的领土,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侵略者德国的极大憎恨,巴斯德毅然决然把名誉学位证书退还给了波恩大学,他说:“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掷地作响的话语,充分表达了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并因此而成为一句不朽的爱国名言。
3. 钱学森 一片丹心向祖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的钱学森异常兴奋。
在新中国诞生的第6天,钱学森夫妇就萌发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回到可爱的担国去,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但回国道路充满着的曲折和艰辛,是钱学森始料未及的,这位“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学者,在已将科学书籍和自己的研究工作笔记装好箱,交给美国搬运公司启运回国时,却遭到美国移民局的刁难。
他们对中国的这位爱国学者百般恐吓,并把他关进拘留所,人身自由受到极太限制。整整5年时间,他几乎过着被软禁的生活。
但重重磨难并没有泯灭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他们收拾好箱子,天天准备随时搭乘飞机回国。1955年,饱受磨难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向祖国发出了求救的呼声,中国政府出面通过谈判设法营救他回国。
终于在这年9月,经过长达5年多斗争的钱学森夫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4.波义耳——怀疑派化学家 波义耳十分重视实验研究。他认为只有实验和观察才是科学思维的基础。
他总是通过严密的和科学的实验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在物理学方面,他对光的颜色、真空和空气的弹性等进行研究,总结了波义耳气体定律;在化学方面,他对酸、碱和指示剂的研究,对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的探讨,都颇有成效。
他是第一位把各种天然植物的汁液用作指示剂的化学家。石蕊试液、石蕊试纸都是他发明的。
他还是第一个为酸、碱下了明确定义的化学家,并把物质分为酸、碱、盐三类。他创造了很多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如利用铜盐溶液是蓝色的,加入氨水溶液变成深蓝色(铜离子与足量氨水形成铜氨络离子)来检验铜盐;利用盐酸和硝酸银溶液混合能产生白色沉淀来检验银盐和盐酸。
波义耳的这些发明富有长久的生命力,以至我们今天还经常使用这些最古老的方法。波义耳还在物质成分和纯度的测定、物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实验。
在1685年发表的《矿泉水的实验研究史的简单回顾》中描述了一套鉴定物质的方法,成为定性分析的先驱。 1670年,波义耳因劳累而中风,之后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当无法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时,他致力于整理他多年从实践和推理中获得的知识。
只要身体稍感轻快,就去实验室做他的实验或撰写论文,并以此为乐趣。1680年,他曾被推选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但他谢绝接受这一荣誉。
他虽出身贵族,但他一生醉心的却是在科学研究中工作和生活,他从未结婚,用毕生精力从事对自然科学的探索。1691年12月30日,这位曾为17世纪的化学科学奠定基础的科学家在伦敦逝世。
恩格斯曾对他作出最崇高的评价:“波义耳把化学确定为科学。” 5.普利斯特里——气体化学之父 1774年,普利斯特里把汞烟灰(氧化汞)放在玻璃皿中用聚光镜加热,发现它很快就分解出气体来。
他原以为放出的是空气,于是利用集气法收集产生的气体,并进行研究,发现该气体使蜡烛燃烧更旺,呼吸它感到十分轻松舒畅。他制得了氧气,还用实验证明了氧气有助燃和助呼吸的性质。
但由于他是个顽固的燃素说信徒,仍认为空气是单一的气体,所以他还把这种气体叫“脱燃素空气”,其性质与前面发现的“被燃素饱和的空气”(氮气)差别只在于燃素的含量不同,因而助燃能力不同。同年他到欧洲参观旅行,在巴黎与拉瓦锡交换好多化学方面的看法,并把用聚光镜使汞银灰分解的试验告诉拉瓦锡,使拉瓦锡得益匪浅。
拉瓦锡正是重复了普利斯特里有关氧的试验,并与大量精确的实验材料联系起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揭示了燃烧和空气的真实联系。可是直到1783年,拉瓦锡的燃烧与氧化学说已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时候,普利斯特里仍不接受拉瓦锡的解释,还坚持错误的燃素说,并且写了许多文章反对拉瓦锡的见解。
这是化学史上很有趣的事实。一位发现氧气的人,反而成为反对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