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题记：2025年4月3日晚，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12期举办，特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能教授主讲“理解当代青年”，本文根据刘能教授的主讲内容整理。

青年人年龄的界定是变动的，而且不同国家或国际组织对青年人的年龄界定各不相同。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是15-24岁，而中国共青团团员年龄资格限定在14-30岁，联合国人居署是15-32岁，非洲青年宪章是15-35岁，中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是14-35岁。

总体来看，青年人的年龄范围是14-35岁，在中国大概有3.8亿人。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看，青年的年龄边界上限扩展到35岁，意味着青年正式社会化的时间和过程日益延长，进入关键社会角色的时间也日益推迟，比如法定婚龄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可是在北京理想的婚龄是28-30岁，我们自然而然地把法律规定的时间往后推了。而且，随着社会营养水平提升、健康事业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也在延长，人们基于身体机能重新界定了老年的边界。当老年人的年龄往后延，壮年、青年的年龄也随着后延。

社会学眼中的青年 

俄语中“青年”一词的意思是“没有说话权力的人”，这是非常传统的观点，即把青年看作是决策架构之外的人。中国古代年龄分层（age grading）也十分明显，我们都知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也有写作踰）矩这句话，还有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女子15岁行及笄礼，都是以发型或造型更改作为步入成年的标志。

古代男子成年后还要取表字，如周瑜字公瑾，鲁肃字子敬，取表字意味着青年男性在家庭之外的社交空间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社会承认，而且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名号也越多。

社会学又是怎么看青年的呢？我引入三个关键词来介绍。

关键词一：社会化（socialization）

社会化就是按照社会期待的方式去培养新的社会成员的过程。围绕青年的社会化进程，有以下六个核心议题。

一是社会流动机会。比如每一个当代中国家庭都希望孩子能继承上代人的学识、能力和地位。但是，不同于商业财富、政治头衔的继承，中产家庭的人力资本并不能被继承。195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就是中产阶级的地位传递问题，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害怕坠落（fear to falling），担心下一代无法继续上一代的地位而往社会下层坠落。    

二是阶层和个人趣味形成。孩子如果在一个混合社区里长大，就会有跟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的经验，相比单一阶层背景下长大的孩子，他们的情商可能更高。单位大院就是一个混合居住的社区，里面的人们不管地位高低都住在一起，所以单位大院特别出高情商的人物。再从兴趣爱好来看，海外研究认为，篮球是工人阶级或中下阶层的运动，网球是中产阶级的运动，高尔夫球是上层阶级或中上阶层的运动，这反映出个人趣味的形成与所处阶层的关系。

三是社会化过程的完整性。中国最早的留守儿童可以追溯到徽商、晋商们的子女，父辈外出经商后，他们与留在家里操持家务的母亲共同生活。还有20世纪60年代，为支援三线建设，东北、上海等一线城市响应号召的很多人搬到四川、贵州等三线山沟里，子女同样成为留守儿童。也就是说，中国早期的留守儿童是跟妈妈在一起的，但后来留守儿童主要指从小连妈妈也不在一起的儿童，他们的母爱被剥夺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留守儿童更名为流动儿童，因为他们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流动了。其中一部分母亲现在当起了陪读妈妈，她们在东部或沿海地区高度现代性的城市打工，甚至在工厂里已经做到了中层管理者角色，但为了孩子返回老家读高中而主动承担起照护他们的任务。

陪读妈妈们常说，小时候没能时刻陪伴，要是在孩子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不在，我们之间可能会产生更深的隔阂甚至怨恨。因此，陪读妈妈对修复中国家庭的情感创伤、弥补情感缺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表征。不仅如此，她们还将学到的现代观念带回中西部老家，促进了当地的观念革新。

在我看来，陪读妈妈就像中国现代化浪潮中的一朵小浪花，透过她们能观察到，当代的很多家庭都在进行情感修复与情感弥补这项重要的社会工程。

四是青年同伴的影响和青春期叛逆问题。我举三个真实案例。

第一个发生在云南，有这样一群十三岁到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小圈子里，飞叶子也就是吸大麻的行为成为入伙规矩，因为大家都吸就不会有人告密，教导处主任也就抓不到他们。

第二个是存在于宁夏的校园霸凌现象，当地称打捶。有个成绩很好的男生，领导一帮人打捶，北大的学生去访谈的时候，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虽然自己成绩好，也许能考上大学，也许毕业后能工作，但也许几年后混不下去，最终还得回老家。现在这么做，就是提前做个铺垫，万一在外面混不下去，回到老家还有一群老兄弟，可以一起做点事情（类似有组织团伙）。

第三个是大家相对更熟悉一些的杀马特亚文化。当一个年轻人把头发染成鸡冠头，社会学家的解读是：这是在向所有人发出呼喊，对不起，我们还在这儿呢，别把我们落下，这反映出中下阶层的青年人也想要有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未来。

五是性别社会化。1980年代开始，韩流及其训练生文化（又称小鲜肉文化）广为流行，这让全球年轻人的性别社会化环境发生改变，结果是展现出女性化气质的男生越来越多。新西兰地处偏远、人口稀少，是全球极限运动的发源地，对男性的阳刚之气要求极高，然而受韩流及小鲜肉文化的影响，新西兰男生也开始展现出女性化气质。由于不符合传统的阳刚标准，这样的男生更容易在学校遭受霸凌。到1990年代中期，新西兰女青年自杀率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高中男生的自杀率却飙升到了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对于女性的男性化，社会接受度相对高，甚至称为英男、胜男，男性的女性化则不然。男性在性别气质上偏离传统规范会感受到更强烈的社会制裁和社会压力。

六是社会问题的代际传递。比如贫困代代相传，很可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家庭成员普遍认为努力是无济于事的，这种宿命论又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努力志向。脱贫攻坚战时期提出扶贫先扶志，就是想要激发人们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力。还有家庭暴力，有些孩子成长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孩子发誓长大后绝不成为自己父母那样的人，可是当他们成年后遇到问题时，会发现自己同样举起了施暴之手，变成了他们曾经发誓不要成为的那种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工具箱里没有磋商、沟通、说服之类的解决指导。因此，我们的社会干预就是要告诉这些孩子，除了暴力，还有耐心沟通、交流、劝说、磋商、谈判等其他解决办法。再如帮派现象，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有组织的暴力现象频发，有些孩子会追随自己的家族传统而加入帮派，恰是因为他们对父辈传递下来的文化葆有忠诚感。

关键词二：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

过渡仪式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即通过戏剧化和符号化的方式赋予人们一个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新社会角色。在原始部落，成年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部落成员只有成年后才有资格去打猎，并分享到猎物，成年礼其实就是部落成员获得打猎资格的仪式，通常非常严苛，未成年的青年必须证明自己有贡献的能力，能单独捕获符合一定标准的猎物，如身高60厘米以上的野狼，并能独自扛回家。

我们现代社会的过渡仪式也很多，如成年礼、毕业典礼、入职仪式、婚礼等。

我一直观察和研究北京大学新生的适应问题，发现这些学生十八九岁离家，虽然名义上已成年，但经济上尚未独立，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他们大学第一年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迎接不完整的成年到来。大学是一个陌生且竞争激烈的环境，确实非常考验人。首先，不同于大多数高中，大学没有固定教室，这会影响学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发展。宿舍本来也很重要，以前的大学宿舍会按年龄排序，宿舍成员之间形成准亲属关系，但是现在大学宿舍很多也不再排行，准亲属关系不复存在。其次，大学奖励的人力素质和高中也很不同，好奇心、提出问题和搜寻文献的能力都是大学阶段重要的能力。大学的日常秩序规范还包括将教室分为学霸区和学渣区，学霸区就是最靠前的座位，而靠后的座位学生可以趁着老师不注意偷偷打游戏，一般被视为学渣区。大学生还要面向各种开放的选择，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选择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涉及生涯规划、建构亲密关系、形塑审美和个人风格，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选择，如咖啡要不要喝、要不要节食减肥等。    

多重过渡仪式的重叠，导致当代青年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由于个体差异，他们用于缓解压力的资源和能力各异，如参与或融入集体活动的能力就有很大不同。

从化解压力的角度，我们应该把青年人的亚文化视为他们自身的减压阀或安全阀，是青年们缓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有时候主流世界不要对年轻人奇奇怪怪的事情表示太过诧异，而是要有包容和理解之心。

关键词三：青年人的主地位（master status）

主地位就是一个人最核心的社会角色，它标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命运。中产阶级的主地位主要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青年作为年轻成人，主地位尚未成型，但是任务非常重，不仅要习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自己的认同，生涯规划也要开启并逐渐成型，关乎以后要做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观察发现，当代中国年轻人对未来预期的一致性在日渐提高。国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目前的教育政策实行高中和职高分流，恰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预期背后的基本需求，结果导致职高分流正在推动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那就是考试压力前移三年，年轻人自杀的年龄也前移三年。还有数据称，北京市仅海淀区就有两千多名学生因为心理因素只能在家上学，因为学校变成一个压力很大的竞争性环境。每年二月份和九月份，也是学校政教处最繁忙的时候，要联合心理老师面试申请复学的年轻人，确认他们是否具备复学的心理能量。

当人们设想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过上某种生活时，问题也就出现了。我们能否让所有青年的未来生活都有同样美好的结局？国家能否承担起这样的福利责任？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大公共品，就是国防安全，所以在中国我们无需担忧发生战争或局部冲突，这也是全球范围内意义最为重大的公共产品。现实世界中，并非所有人都享有这一福祉，如中东、加沙、乌克兰等战乱地区，人们时刻面临致命武器的威胁。因此，中国的福利格局将在很大时期内，都是国家、社区（组织/单位）和家庭（个人）三位一体的责任承担模式。

全球青年的突出问题及其社会学解释 

目前全世界的青年都过得不如意，都陷入被剥夺、挫折和排斥的感受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重点来看全球都市青年在工作、生活和日常文化相遇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先看青年面临的工作机会和劳动力市场情况：终身雇佣和高福利就业时代逐渐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基于资本的灵活雇佣政策，结果是非正式的、低保障的、不稳定的就业越来越多，比如很多就业机会都带有劳务公司外包的性质。

另外是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韩国首尔的人口约占韩国总人口的20%-30%，甚至更高，东京也是如此。首都和超级世界城市持续吸引人口，其他地区则丧失人口，结果就导致有的超级城市充斥着贫民窟和棚户区，往往要解决饥饿问题，有的超级城市则要解决脆弱人口无家可归的问题。    

还有移民和文化相遇中的不平等的问题，如北非移民在法国遭遇到的社会排斥，解释了巴黎郊区的青年骚乱；西印度群岛和前英联邦国家移民到英国所遭受的制度性隔离，解释了伦敦地区的青年骚乱；土耳其、叙利亚难民聚集到德国，其相对进取的亲密关系建构文化，使得德国女性感受到很大威胁，最终演变成尖锐的文化问题。同时，颜色革命在埃及、乌克兰等国家蔓延，涌现出大批失望的愤怒青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大学毕业后迟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等。总之，全世界的青年人都不容易。

我们以中国当代青年被诟病的几个突出现象为例，看看社会学能不能给出更具实质性的解释。

啃老：这一现象被诟病是因为这违反了成年人应该经济独立的原则，但社会学认为这是当代中国代际情感沟通和亲代生命意义确认的重要机制。也就是说，亲代即父母通过遗传、养育、教导和利他主义的资源共享等方式对子代的生命产生影响，并在此过程中确认自身的生命意义。在资源相对丰富的中产阶级家庭，如果子代拒绝啃老，亲代的生命意义就会丧失很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将为子代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看作自己的天然使命。

蚁族/鼠族：这一点被诟病在于成年人只能承担得起低于生活标准的居住空间，是预期生活方式形塑失败的证明，但是在社会学领域，城市能不能为年轻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所（affordable housing），是衡量城市开放性的重要维度之一。事实上，关于北京唐家岭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年轻人在入职3-5年之后收入有了较大提升之后，就极可能搬离这样的过渡空间，这种过渡空间是支持性的，而非城市治理者担心的终身陷阱。

宅男/女：通常会认为这属于社交恐惧，或是对人类主流生活方式的象征性拒斥。以前日本人将这类人称为三抛世代，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总之抛弃主流社会认为青年应该追求的人生大事。后来韩国提出七抛世代，在三抛基础上增加不买房、不社交、不工作、无希望/无理想四项。社会学认为，如果从人类文化观念和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与之相类似的极客青年，他们依靠新技术来支撑生活、工作、社交等活动领域，是对传统人类生活方式的重新定义。

眼高手低：一般被批评为因个人训练不足而导致的家庭人力资源投资失败。社会学则认为，这是高等教育扩张和教育质量分化的恶果，是高等教育快速扩张导致二、三类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结构性歧视的一个重要表现。

缺乏职业忠诚感：有数据显示，中国青年人一生中要换15-17次工作，这成了青年人缺乏职业忠诚度的证明。社会学则认为，这一点与劳动力市场长期补偿不足的关系更为直接，离职再就业是某些行业劳动力报酬回归正常的非正式策略。当然，之所以会这样，也与猎头公司对稀缺人才的积极界定、新雇主在激烈竞争中想要降低人力培养成本的意图（因而挖人便是最直接的策略），以及中国职场中的圈子文化促使团队整体离职等诸多因素有关。

如何理解当代青年 

1999-2000年，根据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经历和当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我们将人们分为不同代人。第一代是1945年及以前出生的人，我们称之为战争与共和国的一代，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不到总人口的1%。目前14-35岁的青年人中，有部分是1985-1997年期间出生的我字当头的一代，突出特征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还有一部分是1998-2014年出生的Z世代。

概括而言，这两代人成长环境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一是普通话代替方言成为日常沟通媒介；二是出生性别比高，男生比女生多2000多万，婚姻市场里中下层男士和高端女士受到挤压也都是事实；三是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成为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四是金钱和支付数字化；五是消费直接面对新型营销，如网购、团购、直播带货等；六是全球化体验不再稀缺，如跨境旅游、游学、实习等都可以实现。

再看他们的互联网使用特征，包括随时随地在线；游戏兼具休闲、能力展演、社交价值；转发、评论、点赞、涨粉等观众和评价者是他们行动的出发点；社交中存在多重印象管理，如朋友圈区分为给陌生人看、给朋友或熟人看、给自己看；熟练掌握P图、滤镜、美颜、App中脸型和发型匹配功能等各种印象管理技术；内容消费模式从搜索转为推荐；生产和消费边界日渐模糊，大家既是内容消费者，又是内容生产者；互联网亚文化具有多重含义；在成人世界不占优的核心领域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重新进行地位分配和地位赋予；粉丝亚文化中排斥和接纳并存，对内讲整合，对外讲冲突和对抗；以及诸如佛系、丧、宅、985废物等亚文化背后隐含的自我保护、自我防御和自我治疗意味。

作为新生的员工或雇员、舆论的参与者、消费者，青年人的特点同样非常突出。以职场为例，他们崇尚平等，反对等级制，崇尚理性和效率，要求在场决策授权，以专业能力树立职场地位，同时对工作和私人生活划清界限。必须意识到，不同代际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文化，年轻人最重要的自主权就体现在对自己时间的控制上。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人类消费、生育同样需要时间，当所有企业都提倡加班，人们还哪有时间来消费、生育？时间问题确实太重大了，我们很多政策都在索取时间，却没有在归还时间方面做出努力。中国的假日制度，往往是往前借一天或者往后借一天凑出来，然后调休补足工作时间，这实际是过度索取人们的休息时间，而缺乏自觉归还的意识。

关于未来的四个猜想 

关于未来，我有这样四个猜想：

一是重新回到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主义实践，让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在时间就是金钱成为口号的同时，GDP增速成为重要目标。如今，996工作制遭到青年们反对，因为这与青年人重视时间主权、时间自觉、时间自主的理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生态伦理、创新创造、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性、效率、公正、个性、个人价值等，都是青年人最为珍视的价值观，青年一代比前辈们更直接、更勇敢地拥抱这些价值观。    

二是内卷有可能在这一代结束，因为成功的定义被拓宽，并非只有高端学历教育才是成功的基石。

三是青年和国家、传统的关系发生变化。1997年，可口可乐公司关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问卷调查发现，35岁以上的人大多喜欢茶，35岁以下的人偏好可乐。如今，35至65岁的人常喝可乐，年轻人则更倾向于各种茶饮料，可谓彻底反转。这种变化也反映青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发生改变，也被称为国潮消费下的新趋势。青年对欧美舆论的双重标准同样有切身体会，这促使他们改善和国家的关系。他们自小就享受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红利，深感中国是个不错的国家。一项面向中国青少年收集的323份有效样本显示，超过90%的青年表示愿意与国家同在，也愿意与传统同行。

四是亚文化可能主流化。除了直播带货、字幕组、Up主和纹身等亚文化在扩大影响，青年群体中流行的电子竞技活动也已经主流化。以主流文化标准来衡量，电子竞技位列第98个体育项目，嘉兴市建有全国最大的电子竞技体育场馆，它给年轻人提供向上流动的新机会，推动了新科技发展，还成为投资的新方向。

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心理与行为 

过去一百年间最成功的社会理论之一便是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即将人的需求由基础到高级，分为生存、安全、社交、爱与归属、自尊以及自我实现需求。社会学家的表述略有不同，但本质意思相近。

在经济参与方面，青年仍属尚未完全成熟的群体，这导致他们在安全感和地位获取两方面的社会心理需求存在问题。以劳动力市场和35岁现象为例，青年平均工作起始年龄约为25岁，之后10年的收入增长曲线非常平缓，35岁成为重要的经济分化点：要么晋升到中高级管理岗位，收入显著提升；要么面临职业瓶颈，收入停滞或下降。当行业扩张减速甚至收缩时，竞争空间就变得更为有限。

青年在经济方面存在缺陷，堪称瘸腿一代（criple generation），尽管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很旺盛，消费方式也多种多样，但是他们的消费预算却并不充裕，尤其是当他们离开校园步入社会，需要自己承担房租等开销时，问题就更加凸显。与此同时，亲密关系日益工具化、市场化。伴随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买房甚至成为丈母娘的刚需。青年一代在经济参与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如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双创）、投身网红经济，或倡导理性、可持续且注重价值的聪明消费（smart consumption）。无奈双创的存活机会并不高，若失败还可能耗尽父母的养老钱。

在我看来，家庭小型化确实提供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在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啃老模式暂时给青年构建了一个资源相对充足的社会成长环境。

在政治领域，中国青年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就国内而言，以粉丝和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活动，已成为青年一代政治实践的两大领域；从全球来看，我们期望中国青年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公民，对国际关系和战略有冷静思考的能力，善用民族主义情绪，有时要适度调控，有时又要做战略动员。青年人也将是政治消费主义的主要行动者，利用贸易关系以及跨国、跨境消费活动的变化，来重构国家间关系，或惩罚违反道义的国际品牌。

作为青年一代自主领地的亚文化实践，则指向了几乎所有社会心理需求。这些亚文化行为我总结为以下五类。

一、新美学：如曾经流行的夸张造型风格杀马特，带有自嘲意味的网络语言风格屌丝体，还有cosplay角色扮演，推广传统服饰文化的汉服运动，男性穿着女性服饰的女装行为，以及喜爱洛丽塔风格服饰的女性被称为Lo娘等。

二、新表达：如禁语助词化，像我去等逐渐演变为语气助词。此外，还有知名女性文学原创网站晋江文学城，非营利且开源的同人小说数据库网站AO3（Archive of Our Own，被冠以我们自己的档案馆或属于我们自己的档案库），以及用低调的方式进行炫耀的凡尔赛话语模式等，都属于新表达的范畴。

三、新型地位竞争+地位颠覆：涉及网红、Up主（在视频网站上传视频的人）、电竞+游戏主播（从事电子竞技或游戏直播的人）、泥塑（指粉丝将男性偶像女性化看待）、腐女/BL（喜欢男男爱情题材作品的女性）等。

四、新型社会交往+社会团结：包含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形式，如粉圈，即共同喜爱某个偶像或作品而汇聚的粉丝群体，他们在圈子里交流情感、分享资讯、组织活动；陌陌，借助地理位置优势让人们结识身边的新朋友，拓展社交圈子；Blued，主要为男同性恋群体搭建专属的社交空间，使他们能安全、便捷地交流互动；吃播，即通过网络直播吃东西的过程，满足大众对美食的好奇与陪伴需求，形成独特的社交互动；A岛，作为匿名论坛为用户提供自由表达观点、畅所欲言的平台，话题丰富多样。

五、新型的社会影响、沟通和劝说的新手段：比如弹幕，人们在观看视频时分享对视频内容的看法和感受，能实时发送信息展示在屏幕上与其他观众互动交流。还有所谓的树洞调教，即在匿名交流环境中，倾听者对倾诉者进行不当引导。另外，社会性死亡这种说法也反映了网络时代个人形象可能因某些事件在社交圈遭受重创的情况。此外，青年还赋予了纹身和涂鸦等看起来越轨的行为以新的社会意义。

人们对上述亚文化实践褒贬不一，我以弹幕为例分享对青年亚文化行为的理解：从我的成长经验看，弹幕和我的观赏习惯很不一样，我看视频时总是要关掉弹幕才能好好看，可是年轻人相反，必须开着弹幕才行。从工具的功能性来说，弹幕是衡量视频观看基数、受欢迎程度、争议性和关注焦点最直观的指标。弹幕还能引发即时和跨时空的情感交流和共鸣，也能高效构建知识问答场景，提问很快就有人给出答案。从美学方面讲，不同代际的人对弹幕的看法存在差异，年纪大一些的人会因为弹幕破坏了原视频的美学性而拒绝它，Z世代青年则把弹幕视为颠覆、再创造和意义转变的绝佳平台。    

整理：王志勤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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