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与大学：1700-1914 的德国》，[美]查尔斯·麦克莱兰著，叶赋桂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4月版，436页，86.00元

近日一边读德国学者查尔斯·⻨克莱兰（CharlesE.McClelland）的《国家、社会与大学： 1700-1914的德国》（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叶赋桂译，“大学、思想与社会”译丛，商务印书馆，2025年4月），一边关注着发生在美国大学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抗争行为。我相信发生在美国的大学抗争事件日后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大学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一页。

商务印书馆从去年开始推出“大学、思想与社会”译丛，试图突破学科界限，汇聚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大学、思想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从多个维度研究大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演变。该译丛分为大学的历史与基本理论、不同时期的大学与国家及社会关系的演变、“二战”以来的大学与社会以及当代大学之思与大学的未来等四个专题。这种多维度的大学历史之思对于非教育史专业研究者而言，在当下了解大学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严重性及思考大学的未来发展前景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译丛总序”认为，“大学，在教权与王权的夹缝中诞生，如今不仅赢得了独立自由的地位，更为全人类提供最有价值的公共产品，是人才、思想、知识和科技的渊薮，是社会的轴心，是各国进行国际竞争的利器和法宝。”（“译丛总序”，i）在今天看来，这种独立自由的地位也并非那么牢不可破的，对于大学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值判断也仍然需要经过思想争议与实践检验才有可能被确认，而且还需要有正常的社会氛围才能转化为公共财富。

查尔斯·麦克莱兰《国家、社会与大学： 1700-1914的德国》初版于1980年，但是这部著作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本书探讨了起源于中世纪的最经久不衰的机构之一——大学的变革，这种变革往往是由政治权威强加的，而社会却总是持一种矛盾态度。德国大学在许多人心目中具有一种半神话的性质。德国大学之名被反复提及，从哈佛到香港，关于高等教育的争论都行礼如仪地加以参引。在一个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似乎正面临不确定的未来的世界里，昔日德国大学的辉煌会作为黄金时代的一部分出现。然而，德国大学也在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激烈对抗或顺利合作中出现。”（11页）说的似乎就是今天美国的情况，大学及其所代表的价值正面临不确定的严重时刻，大学正处在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激烈对抗的时刻。下面这段话就更像是对着今天说的：“我希望退后一步，让所有这些读者都有机会深思‘大学’制度变体的命运——不是从其神话层面，而是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长力量，因为这是一部德国大学体系的批判史。……本书的写作前提是，包括大学在内的任何社会机构实际上都无法实现自治和独立，尽管这是许多大学教授推崇的理想。‘学者共和国’与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必然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富有成果的。……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我希望本研究可以展示德国大学体系是如何受到它与国家、社会日益增长的互动的影响的。1933 年，德国学者自身也认识到这些外部力量所拥有的不相称的权力会变得多么可怕，但为时已晚。本书为未来而作，如果能激发人们思考在所有现代社会中国家、社会与‘大学’这个机构之间愈发不相称的对抗，则本书得偿所愿。”（前言，2-3页）

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关于大学实际上都无法实现自治和独立。虽然在这里没有展开论述，但是整本书从多个层面和不同的视角反复阐释了这样一种真实的状况，即大学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真正彻底摆脱国家力量、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干预性压力。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固然不应被用作反对大学在合理意义上与可能层面上争取自治与独立的理由，但是可以用来防止把自治与独立的口号教条化与极端化的倾向，防止以自治与独立的口号来反对建设性的联合和参与行动。二是关于大学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内在强劲的韧性，也取决于更强大的外部力量如何对待它的观点，它揭示了内外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关键性的博弈过程。大学“内在强劲的韧性”这个提法很好，指的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中形成的大学价值及精神传统，放在今天可以准确地表述哈佛大学反击特朗普政府的底气。第三就是看到外部力量所拥有的不相称的权力之可怕，因此在大学机构与政府权力之间发生的对抗更加是不对称的。麦克莱兰在当时想到的是1933年纳粹党上台统治德国之后如何胁迫大学屈服于极权统治的历史，他强调的是当年德国教授们认识到纳粹的压迫性力量是多么可怕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为时已晚”这四个字很有历史感，听起来也很令人扎心。

说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这几天哈佛大学那边的情况。

哈佛大学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抗争仍在持续。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于4月11日致信哈佛大学，称该校“未能满足联邦政府拨款所需的条件”，并提出了多项整改要求，包括遏制所谓的“反犹主义”和终止与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相关的多个项目。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Alan M. Garber）在4月14日在官网上发布了公开信《The Promise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美国高等教育的承诺”），明确表示哈佛拒绝接受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霸王条款”。他指出：“哈佛大学绝不会放弃自身的独立性，也不会放弃其所享有的宪法权利。政府当局所提出的方案，已超越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它侵犯了哈佛依据“第一修正案”所享有的权利，也超出了《民权法案》第六章所规定的政府法定权限。并且，它威胁到了我们作为一所致力于探索、创造与传播知识的私立机构的核心价值。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政府都不应干预私立大学可以讲授什么内容，可以录取和聘任什么人，以及可以开展哪些研究与探索。我们的校训——Veritas，亦即“真理”——指引着我们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前行”（www.harvard.edu/research-funding/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25/04/Harvard-Response-2025-04-14.pdf）。如果回到麦克莱兰的书中，可以发现艾伦·加伯所讲的独立性、宪法权利和核心价值等问题，正是德国大学史上渐进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成果，是整个西方大学的文明基石。

加伯的这封公开信发布几个小时后，特朗普政府宣布冻结哈佛二十二亿美元的多年期拨款和六千万美元的多年期合同。15日，特朗普再发出威胁，要取消哈佛大学的免税资格，并要求该校道歉。同一天，美国众议员罗·卡纳（Rep. Ro Khanna）在耶鲁法学院发表演讲，他说：“加伯校长（President Garber），你敢于对抗白宫里的恶霸，展现了勇气。我毫不怀疑，拥有比美国建国还悠久自由传统的哈佛，终将胜过当下这短暂的蒙昧。”“我希望各大学校长能挺身而出，彼此承诺支持，记住那些过往的楷模——例如耶鲁的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即使在捐助者撤资时仍支持学运学生；哈佛的詹姆斯·康纳特（James Conant），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对抗政府与校友压力；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在面对企业势力要求时捍卫学术独立。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不是靠留下多少基金，而是靠他们拒绝背弃的理想。”（https：//mp.weixin.qq.com/s/03NzpDa7Rx3NxPU_EhxnxA）

澎湃新闻在4月15日刊发题为《哈佛大学打响第一枪：拒绝遵守特朗普要求，22亿政府拨款遭冻结》的报道文章，指出在特朗普政府对高校的持续打压下，哈佛大学成为第一个反抗者。在多所大学因未能有力抵制特朗普政府的干预而饱受批评之时，哈佛大学的强硬姿态得到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赞扬。代表华盛顿多所高校的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泰德·米切尔（Ted Mitchell）将哈佛大学的回应描述为“一份路线图，指引各大学机构如何反对政府干涉学校决策”。“哈佛大学的做法可能会鼓舞其他大学领导层，让他们‘松一口气’。”（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650469）

从卡纳的演讲和米切尔的描述中，不正说明了麦克莱兰所讲的那种力量非常不对称的对抗吗？所以卡纳要呼吁各大学校长挺身而出，彼此承诺支持，并且要从历史上汲取道德勇气的资源。而米切尔的说法也是要给大学校长们鼓劲。从欧洲到美国，大学的价值、韧性以及在与国家权力对抗中呈现的极不对称的力量比例，就是一部一脉相承的“家族史”，麦克莱兰的研究因而不会过时。

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类型片”中的惯用桥段——随意反转——再次出现了。近日据央视新闻报道，正当美国哈佛大学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整改要求进行抗争之际，美媒19日报道称，美官员称：政府写给哈佛大学的整改邮件其实“发错了”，发出之前“未经授权”。白宫高级政策策略师梅·梅尔曼说，哈佛大学收到邮件后应该与政府相关部门核实，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起了一场“受害者运动”。而哈佛校方18日发表声明说，这封邮件“由三名联邦官员签署，使用官方邮件模板，从一名高级联邦官员的电子邮箱发出”，“收到美国政府此类信件的人，即使其中包含的要求非常过分、令人震惊，也不会质疑其真实性或严肃性”。声明还说：“我们仍然不清楚美国政府最近言行中究竟有哪些是错误的，或者美国政府究竟想做什么和说什么。即使这封信是个错误，政府本周采取的行动也会对学生和员工以及‘美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现实影响。”（https：//finance.ifeng.com/c/8iiT9srYQBr）

这场抗争的最新进展是哈佛大学于4月21日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政府试图以冻结联邦资金为手段控制哈佛大学的学术决策。校长艾伦·M.加伯当天在致哈佛社区成员的一封信中说，该校已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对特朗普政府发起诉讼，要求政府停止资金冻结。政府此举是非法的，“超出了政府的权限”。美国媒体认为，这起诉讼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界与总统特朗普之间持续斗争的“重大升级”（澎湃新闻，4月22日）。另有媒体报道，泰德·米切尔（Ted Mitchell）表示：“我们支持哈佛的选择，并期待法院发出一个明确、坚定的声音，拒绝任何削弱学术与科研自由的图谋。”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瑞安·伊诺斯（Ryan Enos）是八百多位呼吁学校提起诉讼的教师代表之一，他表示：“哈佛的决定不仅是在捍卫大学本身，更是在为整个公民社会立下标杆。” 有媒体称美国迎来“两百多年来国家与大学之间的最重要对决”。

发生在美国大学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这场抗争的背后当然有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和政治背景，比如这里谈到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计划”，的确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文化、身份、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关注与斗争的重要成果，因此在一些对于特朗普的经济、外交政策并不满意的人看来，对大学的“整改”似乎还是不无理由的“反左”与“纠偏”之举。近日更有人发文痛斥哈佛已经沦为无神论左派堡垒、以颠覆西方文明为己任，因此为特朗普政府的“整改”叫好。在此不展开讨论，只是想起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媒体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和社会学教授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943-2022），他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曾经是1960年代学生运动领袖，新左翼的旗舰组织学生民主社会 （SDS） 的创始人和早期主席。他后来对 SDS 的革命激进主义感到失望，以媒体研究和美国左翼的内部反思与批评者而闻名。他在坚持批判美国极右势力的同时，对于美国左派学者过于教条和只是沉溺于象征性抗议和理论批判也提出批评。针对美国大学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身份政治，他指出仅是解构性批判无益于建设性的改革，教条化的左派话语使进步运动与社会大众、主流观点和日常经验脱节，最终让鼓动民粹主义的极右派和保守派在政治竞争中占上风。应该说，校园左翼运动不是不能批评，但是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大学的蓄谋已久的多方打压完全是两码事，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思想与文化教育路线之争。

回到麦克莱兰的《德国国家、社会与大学：1700-1914》。这是一部专深的德国大学历史专题研究之作，全书的论述结构以相对独立的时期来划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十八世纪的改革运动，第二部分是紧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德国重建时期，其顶点是柏林大学的创建；第三部分是十九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研究型大学体系的兴起；第四部分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全书的核心议题看起来并不太复杂：“德国大学体系从1700年几乎奄奄一息的状态到1914年达到巅峰，政治和社会力量是如何影响这种变革的？”（14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麦克莱兰对德国大学体系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在书中充满了来自档案、文献资料和数据统计得出的大学体系生态与微观状况的描述和分析，比如学生人数变化、智力状况、家庭生活来源、职业志向；教师的来源、工资、教学状况、教学与研究的比例关系；大学内学院构成的变化、课程与讲座的安排、大学法人制度与教授的行为心态……非常具体、细致地分析了德国大学的发展状况与变革动机，精妙地阐明了大学在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如何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社会。

对于我们来说，需要认真思考的是麦克莱兰关于德国大学所提出的几个方面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是国家和大学的关系：国家的角色是作为行政管理者、改革者、法律制定者、财政官员和价值倡导者。但是反过来，大学在国家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是要考察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是如何利用大学并推动大学变革以便进一步利用大学的，以及大学是如何抗拒或顺应社会变革的压力；第三，关于国家和社会如何促进大学体系发展的具体问题：德国大学是如何在十八世纪免于消亡的？它是如何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突破的？它是如何在量的发展都停滞的时代却能够实现质的变革的？它的个体和各个学术专业是如何发展的？研究事务是如何侵入传统教学职能的？教学团体的结构是如何变化的？（14页）当然还有更多更具体的议题难以在此全部罗列，可以说这是一份以大学为中心视角的“国家、社会与大学”的问题清单和回答路径，放在不同的历史与国情语境中同样具有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重要启发性意义；对于在大学里负责编撰校史的研究人员来说，这部书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校史应该怎么写和只能怎么写。

麦克莱兰还想到了在大学史的专业研究与大学机构自身对于研究的态度之间的反差，很有意思的是，他提出一个“周年综合征”概念，解释得非常简明扼要：“一种结合了地方的特殊主义的自豪、庆典旨意和非专业热忱的综合征。很多大学史是作为周年事业被资助的，由非历史学家指导和撰写的，并因作者、研究目的和观点的芜杂而漏洞百出。这样一来，很多大学史更像孝敬式的表演，而不是批判性的学术行为。”（21页）说得太对了，我相信很多大学师生会对此深有体验。每当周年中的大庆来临，总是有人为此累趴，有人粉墨登场、名利兼收，把“孝敬式的表演”发挥得淋漓尽致。更让人难堪的是，有些大学机构常常会有意识地以“周年”之庆的名义大搞麦克莱兰所讲的面子工程，接待、宣传、媚上、势利、敛财各有专才负责，样样精通；只有校史写作组“由非历史学家指导和撰写”，交出来的货色可想而知，在有知识的校友之间必然沦为谈资中的笑柄。

作为德国学者，麦克莱兰对于德国大学自然不无自豪之情：“在西方社会的所有大学中，德国大学或许在现代是最有意义的。它们最先将教学与研究职能融合起来，从而创建了现代大学这一模式。现代学术和科学大部分都起源于德国大学。到 20世纪初，德国大学体系在世界上是最受推崇的。德国大学有享誉国际的教授，其中很多人都是当时公认的伟大发现者、科学家和理论家；它们对学生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训练；在研讨班（seminars）和研究所中实行研究性教学法；拥有学术自由、高贵的精神和妙趣横生的逸史；图书馆和实验室等动人心弦的建筑在全球激起羡慕、考察和效仿。”但是他不但没有在书中神化德国大学的历史，相反不断纠正人们通常会产生的神化误解，指出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学编年史家的理想主义笔法并不符合事实。他更不会忘记也绝对不会避而不谈的是德国大学的黑暗历史：“然而，在拥有如此荣耀之后，德国大学却陡然堕入希特勒时代的黑夜之中，令人不寒而栗地看到了人类精神成就的脆弱性。”（6-7页）“希特勒的出现给德国大学带来了灾难性打击，这是值得单独进行研究的一个方面。希特勒鄙视大学，他大幅削减了学生人数，迫使很多教授被驱逐、被辞退或被迫噤声；将他自己所谓的‘科学’引入了讲堂和研讨班。德国大学痛苦而缓慢的复苏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问题的出现则完全属于另一段历史，即德国大学体系在 20 世纪的衰落和转型。”（26页）从研究纳粹帝国史的角度来看，希特勒时期的大学完全沦为极权政治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大学中的影响急剧扩大，连希特勒也感到惊讶和大受鼓舞。纳粹上台后，轮到教授们急忙表忠心，1933年3月3日，各个学科的三百多名德国高校教师宣称支持希特勒和他的新国家；1933年11 月，在全民公投前夕，超过九百名高校教师在莱比锡发表了《德国高校教授向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国家所做的宣誓》。1933年12月20日，海德格尔向全校师生宣布，他作为大学校长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为了纳粹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纳粹主义国家的需要根本性地改变学术教育”（贝恩德·吕特尔斯《施米特在第三帝国：学术是时代精神的强化剂？》，葛平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3页）。几乎所有学科、艺术领域的专家、学术带头人都纷纷表示了要自觉符合纳粹党教育事业的态度。

纳粹帝国时期大学教授的这种顺从、支持、积极合作的态度也不是没有来由的，麦克莱兰在“大学与政治”这一节中着重分析和论述了德国大学机构及教授阶层的政治心态与基本立场。其实，当大学归属于国家政权的行政管辖、受制于国家经济结构的利益分配的时候，大学机构及从业人员的心态不可能不受影响，独立与自由作为人格理想必然要在现实面前有所褪色。变化是从不同方面汇聚而成的，而且在这过程中要区分哪些变化是无奈的、违心的，哪些是主动的、真诚的，研究者在许多情境中都不易作出判断。麦克莱兰说教授经常在私底下抱怨教育官僚的高压手段，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通常说的都是更正面的事情（348页）。这种不同的话语情境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实在太不陌生了。比对教育官僚的私下议论或公开表态更具有根本性质的立场是对国家政权的政治态度问题，那么，“就政治态度来说，德国大学史上的俾斯麦时期和威廉时期特有的特征是，教授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学生）从具有独立思想的公共领导立场逐渐转变为默许帝国领导主动权的立场。这里引用一个最新的研究：‘德国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已陷入一种含混的保守主义和坚定的官方建制的角色。’可以肯定的是，在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很多教授和学生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现状的默默支持者。”（349页）至于那些大学里的批评者和改革者，他们虽然经常直言不讳、才华横溢，但已经成为一小群边缘化的局外人（同上）。至于“边缘化的局外人”是如何具体炼成的，作者在书中似乎还没有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但是我们也不难想象那种情境：研究经费匮乏、课程设置被压缩、发表论文困难、门下学生寥寥……这是校史编撰者们永远不会提起的那种校园群落。

麦克莱兰对于德国大学教授政治立场的去政治化思维的分析非常深刻，比如他指出教授们即便会对俾斯麦有些不满，但他们会经常认为面临的抉择是接受和捍卫俾斯麦还是支持“帝国的敌人”——那些教皇至上论者、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少数民族或进步主义者，因此对他们来说，“‘作为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去思考，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理所当然的问题。’这种循环论证的爱国主义逻辑甚至渗透到那些有时对政府的个别政策持批评立场的教授的思想中”（349-350页）。既然是这样，教授们就很容易适应社会，容易功成名就。“他们发现自己在国家中的角色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资产，这也有助于解释在大学中批判性的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消亡。教授们的成功和声望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使他们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可能的国家，因此，他们经常将感激之情与盲目赞同政府的大政方针的职责混为一谈。如果他们忘记了这个教训，教育部门的官员或议会成员随时准备提醒他们。”（356页）对于在学术研究中可能会遇到的政治性问题，麦克莱兰的分析进入到非常具体的学术语境之中。他指出，“专业化使人们越来越有必要专注于狭窄的专业领域，并放弃对普遍知识和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很多主张。此外，在大学中，思想从思辨到经验甚至到实证模式的巨大转变导致在大多数教授心中将科学与‘意见’分开。……除了宣称超越于党派之上，很多人仅诉诸客观性原则和回避政治参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351页）比回避政治更为不堪的是主动迎合主流政治，许多教授为能够参与帝国的“国家事业”而感到自豪。“比如，很多著名学者经常在政府官员的敦促下公开谈论德国舰队建设之类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是超越党派的，教授们涉及这类问题时不用冒太多风险，仍然可以保持他们作为民族领导者的自尊。”（352页）于是，教授们对俾斯麦的国家和社会建制普遍认同，“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和工作上的联盟。除了培养称职又忠诚的公职人员和专业人士，大学还将其声望用来捍卫德意志帝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德国教授逐渐放弃了以前在批评和反对方面的领导地位，现已证明，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成为政府的顾问”（373页）。

麦克莱兰深刻地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人们完全有理由问，在一个不加批判甚至热情接受威廉二世的领导和目标就是准则的大学体系中，学术自由的边界有多宽。这个体系通过精心挑选教授，通过教授甚至学生都倾向于使自己超越政治以避免与国家发生冲突，通过鼓励大学成员将自己视为帝国建制的一部分，有效地在大学中培养了对价值观的高度共识。”（361页）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但是麦克莱兰没有忘记提醒读者要“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必须记住，这类行为不是教授们懦弱或屈服于权势的象征，而是1914年之前德国大学、国家和社会高度融合的一个指标。大学及其成员对于遵从德意志帝国政府或支配性社会力量的领导远没感到是威胁，反而自信地怀着归属感加入进来。”（同上）那么，我认为或许可以把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给德国大学带来的灾难性打击看作历史的“惩罚”：只有当纳粹“革命”驱逐了成百上千的教授——他们中有些人是二十世纪科学和学术的伟大人物，令他们流亡国外，学生人数急剧减少，纳粹主义的种族和政治标准成为大学教学与研究的一体化原则，只有这样对于大学教育的极端羞辱和摧残反而会使德国大学醒悟过来，尽管如麦克莱兰所说的那样是“为时已晚”。

无论如何，大学的历史总是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即便处于力量极不对称的对抗情势之中，大学的精神价值传统和内在的韧性总会唤起校园师生的道德勇气与自信，也总会赢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麦克莱兰在几十年前写这本书真的得偿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