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刘  洁

　　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家族教育的重要文化载体，也是家风家学的重要表现形态，对于家族的生存延续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所谓家训，一般是家族长辈通过言传身教、制定规范等方式，以传承弘扬优秀道德品质、坚守正确行为准则为宗旨，用以培养后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而留下的文献或口头训示。家训不仅有利于个体成长，更能达到收家聚族、绵延长远的作用。家训有多种表现形式，诸如家规、家诫、家范、家法、劝子诗等，充分体现了立德立人的教育作用。

　　“亲”“清”分明的为官原则

　　古代官员之间常因血缘、地缘、学缘等因素，形成亲密的关系，极易出现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现象，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家训虽然是为家族服务的，但它的根本意义是对家族子孙人格的督促完善。

　　被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盛赞“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的大儒范仲淹，就极为看重“亲”“清”之分。他在《告诸子及弟侄》一文中说道：“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只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范仲淹在这里不仅提到官员要注意办事态度，还应保持好官员之间尊重平等的关系，这有助于官场的公正和廉洁。他告诫家人为官时不能利用职权为亲友谋取私利，更不能纵容亲友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从事买卖活动。他在给侄子的信中又写道：“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宋代有荫补制，以范仲淹的政治地位，本可以直接为家中子弟申请官职，但是他对为官品行要求十分严格，即便是自家子侄，也不能狐假虎威。范仲淹提出，必须有治理百姓之才能，有廉洁奉公之操守，才足以为官主政。范仲淹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想贯彻到行事的方方面面，也落实到家风上。

　　廉洁守正的道德操守

　　自汉代以来，士人大多受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追求“君子”的道德境界。宋代赵鼎在《家训笔录》中有言：“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赵鼎认为，在官场上，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才能和性格也各不相同，但是廉洁和勤奋，确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也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这是为官的基本素质。 

　　包拯，因其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形象被誉为“包青天”。他不仅自身廉洁奉公，还立下了严格的家训，以告诫后世子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没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者，非吾子孙。”包拯要求，如果后代子孙在为官过程中有贪污腐败的行为，他们将不被允许回到家乡，死后也不能葬入家族的墓地。如果不遵守这一家训，那么他们就不被视为包家子孙。这种警示类家训既体现了包拯对廉洁从政的极高要求，也显示了他对家族荣誉的深切关怀。

　　郑义门，又称“江南第一家”，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郑宅镇，是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的重要遗址。自北宋崇和元年（1118年）至明天顺三年（1459年），郑氏家族在此合族同居历时340余年，以孝义治家闻名。长达168条的传世家训《郑氏规范》，被誉为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就规定：“子孙倘有出仕者，当蚤夜切切，以报国为务”“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在古代传统宗法制度下，家族是社会的基石，除名家谱、不入祠堂，意味着社会身份的丧失、名誉的严重受损以及后代的蒙羞，是一种极为严厉的惩罚。

　　元代贡士濬曾作“忠孝廉谨”四首箴言，后成为宣城贡氏家训，影响深远。其《忠箴》言：“曰廉与谨，守而勿欺。疾风劲草，尚矢厥辞。”其《孝箴》言：“廉不辱亲，敬不亏体。养如曾参，庶几无愧。”其《廉箴》言：“事君洁己，事亲洁心。物欲不留，令德采深。” 其《谨箴》言：“入孝出悌，惟信勿离。居官夜政，勤以辅之。”这些箴言无一例外强调了廉洁勤俭的重要性。正如他为居室“南漪堂”所作的堂铭：“惟忠资孝廉以修己，恭谨力行由敬而始。”他倡导内在美德的修己，也强调外用社会的力行，两者结合，明体达用，才能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共进。

　　克勤克俭的持身准则

　　中国传统就有“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观念，古代士人追求的逐层递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就体现了家国同构的心理机制。士人将家庭与国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家训包容性极强，包括治人、治家、治国等多个序列层级的内涵。

　　宋代大儒吕祖谦在《家范》中特别设立了“官箴”部分，立下26条禁令，如“法外受俸”“多量俸米”“通家往还”“受所部送馈及赴会”等，几乎全部围绕“廉”字展开。其中还包含了其伯祖吕本中《舍人官箴》的内容。吕本中将当官要旨总结为“清”“慎”“勤”三者，从正面规定了“好官”的持身标准。他还具体阐述了持身谨慎的重要性：“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不为矣。”这是说为官者在面对财事时，如果一开始没有守住底线，以后就会怀有侥幸心态，行事越发没有约束，以至于悔之晚矣。

　　常言道：俭能养廉。清代学者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也提到俭与廉的关系：“俭则寡欲，可以保身；俭则安贫，可以立品。居官俭则能养廉，服贾俭则能致富。”朱柏庐认为对于担任公职的人来说，节俭是保持廉洁自律的重要基础。

　　无论是语重心长的规劝，还是严苛的训诫，都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廉洁从政的极高追求和对家族、社会的深切责任。传统家训不仅是家族子孙的文化导向，也是家族的立身之本，在当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其中的廉洁文化，不仅有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还有助于培养公职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观念，促进健康家风、世风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