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在天津古文化街的一隅，“三耕园”扇庄静静伫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耕园”北派文人制扇技艺的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刘颉对制扇技艺不断探索，使这门古老技艺在时代潮流中生生不息。

　　一刀定乾坤

　　在制扇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记者：您如何与北派文人制扇技艺结缘的？

　　刘颉：这一技艺的开创者周与九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精篆刻、刻瓷、刻竹，尤其以扇骨雕刻闻名，作品精湛，曾开设“与九印社”。第二代传人我的父亲刘宇，酷爱书画雕刻，结识周与九先生，常向其请教制扇、刻扇技巧，后随周与九先生学习扇骨雕刻技艺，融汇中西艺术精髓。父亲退休前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酷爱文玩收藏，退休后在鼓楼创“三耕园”扇庄。

　　我最初从事雕塑，曾在天津美院进修，与教授合作创作城市雕塑，但自幼受父亲熏陶，也一直在学习制扇技术。我不仅传承本门技艺，更拓展现代折扇雕刻题材。不到三十岁时，我创作了首个扇子作品《知音弹琴》，灵感源自父亲常听的大鼓书，讲述俞伯牙因子期离世而摔琴的故事。

　　我从事大型雕塑创作时，接触过不少相关技艺，但是以往做四五米的大型作品，如今转为做小巧的扇刻，也要有个适应过程，过程颇为艰辛，不过艺术其实是相通的。父亲退休前，既以粉笔育人，又以毛笔绘丹青，晚年更是以刀代笔，将绘画与雕刻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父亲将扇庄命名为“三耕园”，这“三耕”意为手持粉笔、毛笔、刻刀耕耘，是我们家传的艺术精髓。从事制扇行业，绘画是基础。

　　记者：父亲对您有哪些影响？

　　刘颉：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尤其在艺术学习上，他要求极为严格。从小，他就督促我练习绘画，比如要求每天画够100张纸，但也因为父亲这种教育方式，让我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本功。父亲秉持尊师重道的传统观念，对待师长毕恭毕敬，也以此要求我，他既是严父又是良师。在技艺传授上，他注重基础训练，无论是素描还是国画，都要求我按部就班学习，一丝不苟，强调熟能生巧，没有捷径可走。他鼓励我带着问题去学，通过观察他的示范，自己去领悟，后来我明白，这种方式比死记硬背更加深刻有效。

　　就竹雕阴刻而言，竹材有横竖茎纹，要求雕刻者控刀能力强，运刀得流畅自如、一气呵成，刻出的线、面要利索，不能拖泥带水。我刚上手刻时，稍不注意就会把竹子的毛茬刻翻。此外，磨刀更是基础技艺的基础。

　　成长过程中，父亲在适当的时机放手让我自主发展，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后来经商接触社会，他都从不过多干涉，完全让我自己去打拼。他创立“三耕园”时，也只是将平台留给我。他常说，基础已为我打下，未来的路如何走，成就高低，全凭我个人的造化和努力。我非常理解父亲的这种教育方式，他让我明白，真正的本事需要不断打磨和摸索，自立自强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北派文人制扇有哪些独特之处？

　　刘颉：北派文人制扇的独特之处，在于注重扇子的实用性与文化气韵。北方扇子通常较为厚实，拿在手中有分量感，与南方扇子的精巧细腻形成鲜明对比。北派制扇讲究线条流畅、一气呵成，刀法稳准狠，拙中见巧，一刀定乾坤，不容反复雕琢。这种工艺虽看似简单粗犷，实则对技艺要求极高，稍有不慎便易显笨拙，而南方扇子则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在材料选择上，北派制扇也非常讲究。若选用竹子，必是三四年的箭竹，经盐水和花椒水煮制后破片阴干，数年后精选最佳部分制成玉竹扇子。至于木质扇子，则多选用老乌木、鸡翅木、紫檀等名贵木材，如今这些材料越发难得，我所用的料多来自老家具拆解，更添一份岁月沉淀的韵味。

　　在工艺上，北派制扇有着丰富多样的技艺展现。乌木上的掐丝镶嵌，需要凭借精湛手艺，用特制弧形刀在乌木上精心雕琢出花纹，一刀下去，让木头翻起，使银丝能卡进花纹中，靠木头自身弹性，使花纹与银丝紧密贴合，无需用胶，但这一过程极易出现材料报废，成功率很低。与传统工艺相比，现代工艺通过雕刻机铣槽后用胶粘银丝，这种方式虽然更便捷，但却少了传统工艺的精妙之感。

　　文人扇的内涵

　　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记者：您是如何深入理解文人扇中所体现的“文人风骨”，并将其融入自己的雕刻创作中？

　　刘颉：古人尤其是文人定制扇子时，常找匠人精心制作，达官贵人对扇子极为重视。折扇因其便携雅致，成为文人雅士的“怀袖雅物”，不仅功能性显著，更是身份的象征。扇子还是绝佳的文化载体，集材料、雕刻、做工以及扇面的诗书画印等文化元素于一身，承载着深厚内涵，值得传承。

　　过去绘画分为宫廷派和文人派。这些绘画作品，实则是画家思想与情感的深刻载体，它们间接反映了画家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与情感，又或是寄托了富贵繁荣发展的美好寓意。文人的作品，往往蕴含着对社会现象的微妙反应。比如“元代四大家”之一的倪瓒，擅画山水和墨竹，他的画在元代备受文人追捧，以淡墨绘就，却显得厚重异常，技法高超。那淡淡的墨色之下，留下的不仅是画面，更是深邃的空间感，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空白的宁静与深远。

　　近年我做了一些复刻作品，这需要完全按照原扇1:1复刻，极大锻炼了基本功。父亲给我图稿后，叮嘱我要了解原作者的生活年代、历史背景，把握文人风骨精神，不能在制作中将其遗失。我先从整体入手，只看轮廓线、镂空部分以及大致形状、花朵布局，把这些掌握好、分布妥，再逐步细化，深入叶片、花瓣、小叶茎等细节。古人对花的刻画有概括、总结与取舍，我也效仿学习。就这样，连画稿带制作，一件作品往往要数月才能完成。我在制作中秉持着尊重原作的态度，向先辈汲取技艺。

　　记者：这些年您在制扇中有哪些创新？在技艺上您是如何要求自己的？

　　刘颉：我们现在主要致力于复制和还原诸多经典之作，比如《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所持的扇子。复刻时，需依照图中人物手持扇子的高度比例，推算出扇子的尺寸，经过多次拟画图纸，反复斟酌各个细节的长度、角度等，直至敲定最终图纸，最后进行制作。整个过程大概耗时半年。别看这只是一张画上的扇子，古人创作时极为严谨认真，而我们复刻出的扇子拿在手里恰到好处，十分舒适，由此可见古人着实会生活。

　　过去，受工具局限，使得扇子某些部分略显粗糙，不够耐用。如今工艺进阶，有了砂纸等辅助工具，便能在精细度上做文章，让规整度远超过去。哪怕是每根小条的宽窄、薄厚，如今都能精雕细琢。过去的匠人，更注重扇子的灵气与形制，只要整体看着舒服、拿着惬意，便会舍弃一些细节。而我们现在有条件在这些细节处深耕，让扇子比过去更加精细完美。此外，在折扇雕刻题材方面，我依据自己的想法，融入新颖元素，推陈出新，赋予扇子别样的韵味与魅力。

　　在雕刻方面，我追求作品上要留存毛笔笔触的韵味，做到“铁笔绘丹青”，尽显文人气。同时，在浮雕等技法上我同样追求极致。对于扇子，它的形状、开间以及小把与大把的比例把控也非常关键，扇子本身尺寸有限，这种细微差别难以用实际测量来界定。起初制作时，我全凭感觉，直至感觉舒适才算初步定型，后续再用尺测量确定尺寸。工匠做工依赖精准尺寸，而文人创作则更重感觉，当感觉舒适时，其实已融入了丰富经验与个人审美意识，这对制扇技艺要求其实更高。

　　记者：目前这项技艺发展得怎样？

　　刘颉：传承方面，南方做得相对出色。竹刻及竹扇领域，因竹子是南方产物，南方竹刻众多，北派则较少，不过南派从业者虽多，但技艺发源地在北方。天津作为港口城市，各方人员物资往来，在这种环境下，天津涌现出许多能工巧匠，我父亲便是其中一员。父亲教徒毫无保留、倾囊相授，学生众多。

　　不过，我找徒弟可不容易，虽说爱好者多，而且不少人颇具眼力、懂得欣赏，但真要他们上手去做，却难了。我倒是有个挺有灵气的徒弟，而且他能吃苦，愿意下功夫，只是这样的好学生实在难找。

　　如今玩扇子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也越发喜爱，现在好多大学生喜欢制扇，有的人还会自己精心设计扇面尺寸、样式等，很多大学生画扇面功底深厚，这令人欣喜。

　　近年来，我们还在互联网上积极传播北派文人制扇技艺，吸引年轻一代关注折扇文化，藏扇、品扇之风渐兴。折扇从“文人雅器”演变为文化符号，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的桥梁，也为北方扇文化的复兴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