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青

　　在晋南黄河边有一个小村落,名叫“陶家沟”。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依山傍水,世代以烧陶为生。村头有一座老陶窑,砖石斑驳,烟囱早已塌了一半,却仍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望着滚滚黄河。

　　朋友第一次走进这座窑,是十岁那年,随父亲去探望他的表叔——村里最后一位还在坚持烧陶的手艺人,人称“老陶”。

　　那天阳光斜斜地洒进窑口,窑壁上还留着未清理干净的灰烬,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火交织的气息。老陶蹲在窑门前,手里握着一团湿润的黄泥,轻轻揉捏着,眼神专注得像是在雕琢一件珍宝。

　　“这是黄河土。”他抬头对朋友说。“从河滩挖来的,掺了点沙,烧出来的陶才结实。”

　　朋友问他:“现在谁还用陶罐?不都改用塑料桶了吗?”

　　老陶笑了,笑得有些苦涩:“你是城里孩子,不懂。陶,是有魂的。”

　　那时朋友不懂,但知道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就藏在这座窑里,也藏在老陶的皱纹里。

　　陶家沟烧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据说当时有位姓陶的工匠,从河南逃荒至此,发现这里的黄土黏性极强,适合制陶,便在此定居,开窑传艺,从此有了“陶家沟”之名。

　　老陶的爷爷曾是远近闻名的“陶把式”,能凭手感判断泥土的干湿度,闭着眼睛也能拉出一只圆润无瑕的陶罐。他做的陶瓮,盛米三年不生虫；他烧的酒坛,密封十年不变味。

　　“那时候,黄河边的码头热闹得很。”老陶回忆道,“我们的陶器运往山西、陕西、河南,甚至到了天津卫。”

　　可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陶瓷厂兴起,手工陶逐渐被机器压制的陶器取代。年轻人不愿学这门手艺,老陶成了村里最后一个坚守者。

　　朋友问:“您为什么还要做下去?没人买,也没人学。”

　　老陶低头修整手中的陶坯,轻声说:“因为这是我爹教我的,也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断在我手里,对不起祖宗。”

　　2015年之后,越来越重视非遗保护。陶家沟的陶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老陶也被评为“代表性传承人”。消息传来那天,村里放了鞭炮,老陶却坐在窑前抽了一整天的旱烟。他说:“这是‘抢救’。”文化局派人来拍纪录片,有人来采访,还有学生来做田野调查。

　　老陶苦笑:“大家喜欢听我讲过去多辉煌,却不知我现在多艰难。”他尝试过收徒,可年轻人来了三天就走了。

　　“太慢了,赚不到钱。”一个小伙子说。

　　老陶无奈,只能继续一个人守着那座窑,日复一日地和泥、拉坯、晾晒、装窑、点火。

　　真正改变这一切的,是一场暴雨后的清晨。那天早上,黄河水涨了,冲毁了通往外界的一段土路。村民被困在村中,手机信号也断了。正当大家焦急时,一群背包客出现在村口。他们是来自北京的一群文创设计师,原计划沿黄河采风,因暴雨绕路误入陶家沟。

　　他们看到老陶正在修补一只破陶壶,好奇地凑过来问:“这是什么工艺?”老陶一边修一边解释:“这是古法补陶术,用黄泥加糯米浆调和,补完后烧一遍,就跟新的一样。”

　　设计师们听得入神,纷纷拍照、记录,还现场下单订了几件作品。

　　“我们想把这些陶器带回去,作为‘中国记忆’系列的一部分展出。”领队说。

　　“它们不只是容器,更是一种文化的温度。”那一刻,老陶眼圈红了。

　　几天后,雨停了,路通了,这群设计师也离开了。但他们留下了一个承诺:“我们会回来,带着订单和希望。”

　　三个月后,设计师团队真的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投资人。他们与村委会合作,成立“陶家沟传统陶艺工坊”,并注册了品牌。产品主打手工定制、文化体验与旅游结合。

　　年轻人开始陆续回到村里,有的学习拉坯,有的负责包装设计,还有的直播烧陶过程。老陶成了总指导,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笑得像个孩子。

　　“没想到啊,我这辈子还能看着窑火重新旺起来。”他说。

　　如今,陶家沟的陶器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关于黄河的故事,关于祖辈的记忆,关于泥土与火的对话。

　　岁月经年,沃土依旧。2024年春天,朋友又一次来到陶家沟。老陶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背也有些驼,但他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窑前。

　　“你闻,这味道还是当年的味道。”他吸了口气,笑着对朋友说。朋友点点头,仿佛看见了那个十岁的小孩,第一次站在窑门口,听老陶讲黄河的故事。

　　黄河奔流不息,它塑造了这片土地,也滋养了无数代人。陶家沟的故事,不只是一个村庄的复兴,更是黄河文化在新时代中的重生。那些曾经被认为“落后”的技艺,如今正以新的方式,焕发出古老的生命力。正如老陶所说:“只要窑火不灭,黄河就不会忘记我们。”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