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治理体系中,教育质量评价不仅是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相关利益主体围绕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形成共识的外在表征。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语境下,政府、高校、行业企业与社会各界对本科教育质量的价值诉求呈现出差异化、多维度的特征,这种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差异本质上映射着对新时代人才核心素养的差异化定义。当前,无论是国际上的QS排名、泰晤士排名,还是国内通用的本科审核评估、学科评估等各类教育评估,都存在一定的争议,本质上折射出教育质量治理中多元主体价值共识的结构性裂隙。具体表现为:政府追求教育治理绩效导向、学校追求专业发展质量诉求与学术自主权,家庭谋求教育投资社会流动预期,行业企业聚焦产教融合等,亟需建构起具有制度韧性的协商协调机制。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构建多元共治的评估生态,打破功利化倾向与工具理性桎梏,在支撑国家教育强国战略需要、激发高校自主创新活力、培养学生职业胜任能力、契合行业企业转型发展之间实现平衡,系统性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多元对话下人才培养目标的解构与重塑。在政府、企业、高校、学生及其家庭构成的多元协同治理框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解构与重塑,本质上是不同主体利益诉求在对话中实现价值再平衡的过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其核心诉求聚焦于教育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如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的匹配度、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力等;企业作为市场需求端,强调人才培养的技能适配性与岗位胜任力;高校作为教育供给主体,需兼顾学科的内在逻辑如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前沿性与社会服务的现实需求;学生及其家庭作为教育服务的直接消费者,关注就业、职业发展、薪酬水平等教育投资的长期收益。高校坚持的“厚基础、宽口径”培养模式可能与学生“精准就业”的利益诉求不完全相一致,家庭对热门专业的盲目追捧与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也存在时滞效应。这四方主体的对话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在“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的多重张力中寻求动态均衡。人才培养目标解构和重塑的目的,就在于打破传统目标设定的单一维度,将各方异质性诉求转化为可共融的价值维度,构建更高维度的价值共识。
多元协商下人才培养流程的范式迭代。在政府规制、产业需求、学术逻辑与个体发展诉求多元对话的张力下,人才培养流程的范式迭代已突破传统教育管理线性优化的窠臼,演变为动态调适过程,其本质是四重力量通过协商重构高等教育专业知识体系与教育教学过程。范式迭代的底层逻辑在于将冲突性动能转化为系统性势能:政府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等政策工具形成垂直牵引力,企业通过技能认证、招聘考试等就业市场手段构建横向压力场,二者的协商形成需求信号——比如产业技术迭代周期与高校培养方案修订周期之间的偏差、专业培养体系结构的路径依赖与就业市场对人才知识结构需求的偏差等等。这种结构性偏差信号通过市场-高校协同,引发高校学科知识体系的重构,市场的技术需求将映射更新为课程知识单元,并修正高校的教学资源配置。学生通过跨专业考研、转专业等方式,促使高校在现有课程体系与学生发展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四重力量的协商最终凝结为政府-企业-高校-学生多维联动机制:政府主导的产教融合政策提供制度容器,企业技术标准定义能力基线,高校通过模块化课程重组实现知识结构适配。
多元共治下人才培养质量的循环演进。人才培养质量循环演进的本质是通过制度化的反馈传导与结构化的自我修正实现质量的螺旋提升。应建立整合政府政策导向、行业技术标准、高校学科体系规范与学生发展诉求四维信息源的常态化数据采集渠道。教育行政部门定期发布高校专业质量评估报告,行业动态更新岗位能力需求模型,高校系统梳理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达成度偏差,学生及时反馈学情调查与毕业生追踪反馈能力成长曲线。在此基础上,由校院两级教学指导委员会牵头,联合企业技术专家、学科带头人、学生代表组建协同治理平台,形成课程结构优化、实践教学重构、毕业能力指标修改等共识性改进清单,将改进需求转化为可操作的修正指令。由高校教育质量评估中心实时追踪改进措施效能,分析措施生效周期与滞后效应,将验证结果反馈至决策端。通过多主体共识驱动行动转化,将多元协商过程中的冲突性转化为质量提升的协同性,突破单维评估的局限,形成政府政策引导、行业深度介入、高校协同育人、学生发展驱动的质量生态体系,推动高等教育从规模适配向内涵引领新范式转型。
〔作者分别为长沙理工大学电气学院教学管理专干、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长沙理工大学电力工程系书记、博士生导师。本文系湖南省2025年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