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宏阔的文明视野，亲自擘画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宏伟蓝图。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龙门石窟时作出的“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重要指示，与此前在敦煌莫高窟强调的“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云冈石窟提出的“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共同构成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基石与实践指引。

　　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493年)，历经多个朝代400余年营造，现存窟龛2345个、石刻造像近11万尊及碑刻题记2800余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2000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四大石窟考察的收官之站，其特殊价值在于，这部以斧凿铿锵写就的千年史诗，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见证和古代治理智慧的鲜活档案，其蕴含的融合基因、治理密码与共生理念，更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古老智慧，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刻借鉴。

　　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

　　龙门石窟是由鲜卑、汉、粟特、新罗等多民族共同参与营造的艺术宝库，见证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缩影。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行包括改汉姓、禁胡服胡语、胡汉通婚等汉化政策，由此带来的深刻变革直观体现在龙门石窟造像风格的转变上。以宾阳中洞为代表，佛像面容清瘦、衣饰宽博，摒弃了云冈早期“胡貌梵相”的犍陀罗风格，转向符合汉族士大夫审美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生动描绘了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率队礼佛的场景，人物皆着汉服、行汉礼。这种视觉符号的系统性转变，宣告着新政权的文化取向，是政治认同塑造文化认同的典范。

　　古阳洞等窟的题记，清晰记录了多民族共建的史实。题记中出现的鲜卑姓氏“拓跋”“尉迟”、柔然族姓氏“闾”、氐族姓氏“杨”、大夏族姓氏“赫连”，印度高僧“宝思惟”、吐火罗僧“宝隆”以及新罗僧众所凿像龛的描述，共同构成一幅壮阔的民族交融画卷。尤为重要的是，这些题记均采用汉文书写，内容多含“忠孝节义”“祈福报恩”等儒家伦理，体现了参与者对中华主流文化的认同与融入。

　　跨越数百年的营造历程中，不同民族、阶层的艺术风格在此交汇融合。唐代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面相丰腴圆润、仪态雍容华贵，既吸收印度佛教“三十二相”特征，又融入盛唐审美风尚。大佛两侧的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造像，在恪守佛教仪轨的同时，亦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生动诠释了唐代“兼容并蓄”的大国气度。

　　国家治理的智慧结晶

　　龙门石窟的营造，不仅是艺术壮举，更是古代政权高超系统治理能力的展现，其“国家主导+社会协同”的模式蕴含着宝贵的治理智慧。

　　北魏政权在石窟工程中展现了卓越的治理艺术。《帝后礼佛图》中孝文帝率百官礼佛的场景，既彰显皇权威严，又体现“以孝治国”的儒家伦理，实现了佛教仪轨与儒家政治理念的有机融合。帝后及侍从服饰、仪仗的完全汉化，正是北魏统治者主动利用佛教这一超越民族的文化载体，将自身塑造为华夏正统继承者、强力推行儒家伦理的有力证明，旨在弥合胡汉差异，塑造超越族群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在制度层面，北魏构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治理体系。依托均田制，朝廷通过减免工匠租调力役确保其长期投入。同时，颁布《僧制》四十七条及永平二年等诏令，设立昭玄寺严格监管寺院土地规模、僧尼财产及度牒发放，以遏制宗教势力膨胀，维护经济秩序与政治稳定。在管理层面，特设官职“石窟丞”统筹工程、物料及工匠管理，并协调佛教僧官系统，形成国家监管与僧团自主管理的协同格局。这种“因俗而治”的制度创新，成功将国家意志、宗教传播与社会动员有机结合，为工程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龙门石窟的营造模式突破了云冈“皇家独造”传统，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共治”特征。皇室主导核心工程，如孝文帝、宣武帝分别为父母祈福建造、代表国家意志与艺术巅峰的宾阳三洞，耗时24年完成。贵族官僚阶层积极参与，如古阳洞题记记载的北海王元详、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等通过开窟造像表达政治忠诚。平民百姓广泛参与，典型如由比丘尼智运主持、大监姚神表等女性信众捐资开凿的万佛洞，内刻小佛像多达1.5万尊;莲花洞、药方洞等中小型洞窟题记，也清晰显示普通官吏、商贾及个人的普遍参与。

　　文明互鉴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的殷殷嘱托，赋予龙门石窟新的时代使命。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治理智慧，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文明启示。

　　在促进民族交融方面，龙门石窟彰显了“文化浸润”的现代价值。北魏通过《帝后礼佛图》的汉服革新将政治认同转化为文化符号，唐代在卢舍那大佛中融合域外仪轨与本土审美，这种“以文化人”的智慧当代民族工作可汲取其精髓，一方面，系统化重构文化符号，如将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的盛唐气象、反顾龙纹的精妙造型等融入现代设计，使“多元一体”理念可触可感;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纽带，挖掘各民族文化中共通的“忠孝节义”“和谐共生”等价值，在尊重差异中增进共性，厚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感根基。

　　在治理模式现代化方面，龙门石窟提供了“协同共治”的历史参照。北魏由“石窟丞”统筹、《僧制》规范、“均田制”激励构成的“嵌入式治理”体系，展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治理艺术。这一历史智慧为当今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龙门石窟贡献了“和合共生”的全球智慧。古阳洞题记中鲜卑、汉、氐、印度、新罗等多民族工匠的名字，与卢舍那大佛融合多元文明的艺术实践，共同诠释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天下观。

　　从北魏的斧凿雕琢到当代的数字虚拟复原，龙门石窟昭示着深刻的文明真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根植于文化认同的深度构建。我们应以历史智慧启迪现实，在保护传承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在文明互鉴中贡献中国治理方案，使古老的龙门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责编：田旭）

原标题：龙门石窟：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与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