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王  锋

　　1925年2月27日，冯玉祥派机要秘书尹心田护送夫人李德全携带着他的亲笔信从张家口匆匆赶往北京，探望病重的孙中山。彼时孙中山已无法多言，却仍嘱托孙科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著作共8000册赠予冯玉祥。尹心田回忆，这批书籍运回张家口后，冯玉祥“如获至宝”，当即下令分发全军研读，甚至因数量不足而重印补发。孙中山的临终遗赠，恰似一粒火种，点燃了冯玉祥从军阀向革命者的蜕变。

　　冯玉祥在1925年和1933年两度来到张家口，这两段交织着铁血与理想、困境与突围的岁月，不仅重塑了冯玉祥的人生轨迹，更将张家口推向了中国近代化与民族救亡的历史潮头。

　　塞北孤城中的破茧之变

　　1924年北京政变后，面对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威逼与段祺瑞政府的权术围困，冯玉祥接受李大钊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启蒙，于次年1月13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当他踏上张家口桥东土尔沟（今德胜街45号）的小路，这座名为“爱吾庐”的灰瓦院落，见证了冯玉祥从旧式军人到国民革命将领的思想蜕变。在这里，冯玉祥先后接待过李大钊、董必武、李烈钧、于右任、孙科、吴稚晖、徐谦、邵力子和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共产党人李大钊更是多次与他会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冯玉祥的思想逐渐转向国民革命，最终举起“联俄联共”的大旗。

　　军事改革率先在这座边城展开。冯玉祥开创了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建立军人俱乐部、成立学习小组、宣传三民主义。苏联顾问团按照冯玉祥的要求，帮助开办了骑兵学校、炮兵学校、机关枪学校、钢甲车学校等各种军事学校。他创办的西北军干部学校，收容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开除的学生，培养兼具军事与政治素养的新式军官。这种“军政并重”的模式，为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奠定了基础。

　　经济探索与金融破局。1925年西北银行的创办是冯玉祥地方治理的破局之举。这座诞生于张家口的金融机构，既为西北军提供军费支持，又以贷款扶持工商、发行“西北券”统一货币流通。尽管西北银行最终因战乱陷入信用危机，但它打破了传统军阀单纯依赖征税和劫掠的财政模式，展现出近代化金融体系的雏形。

　　绝境中的民族绝唱

　　1933年5月，当日寇铁蹄踏破热河长城，蛰伏多年的冯玉祥在民族危亡时刻选择回归——在水母宫潮湿的指挥部里，这位年过半百的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这座见证过他理想的边城，打响华北抗战第一枪。这支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的部队，在没有飞机坦克、缺乏后勤补给的绝境中，快速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又经过5天血战夺回多伦，守城日军铃木旅团遗尸600余具仓皇北遁（据日本《朝日新闻》1933年7月13日报道），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当南京政府以“破坏国策”为由断粮截械，抗日同盟军纪念塔上镌刻的312名阵亡者姓名（据《察哈尔抗日大事记》档案）已成为最后的丰碑。

　　双重视角下的历史坐标

　　对冯玉祥而言，张家口是淬炼其精神的双重熔炉。20世纪20年代在此萌发变革星火；1933年在此迸射抗日惊雷，让“倒戈将军”完成了向周恩来所誉“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的蜕变。而对张家口来说，从李大钊在“爱吾庐”的说服工作，到抗日同盟军的国共合作，张家口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注脚。更为难得的是，一些地标构成的“历史链条”，完整呈现了从思想启蒙（爱吾庐）到人才培养（西北军干部学校）、从军事改革（西北军）到民族抗争（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纪念塔）的历史脉络。

　　今日“爱吾庐”院内，冯玉祥手植的海棠依旧年年吐蕊，百年虬枝上缀满的不仅是繁花与硕果，更凝结着历史的重量。

　　（作者单位：民革河北张家口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