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司法、政治还是如今很火的“循证医学”中，真正的关键其实不是随便说说的证据，而是证据的质量。

《实锤：证据在司法、政治及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与误用》

弗雷德里克·肖尔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2025年1月版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特别重视证据的时代，一方面，各种技术手段，比如遍地的监控、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获取证据的方便性大幅提高，成本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手机、短视频、社交媒体等的高度发达，也使得从前大多作为有相当高门槛的所谓“呈堂证供”，如今可以即时性地直接呈现给大众，以至于“实锤”成为很流行的网络用语。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不得不深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证据，因为我们使用“证据”这个词，大多数时候是很模糊的。所以无论在司法、政治还是比如如今很火的“循证医学”中，真正的关键其实不是随便说说的证据，而是证据的质量。

著名法学家弗雷德里克·肖尔在本书中通过对法律、科学、艺术、历史、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探索，分析了证据的本质，并纠正了我们对证据的常见误解。证据不是非黑即白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不完美、可以做出不同解读的证据，这些证据甚至可能互相矛盾。证据的价值也并非固定不变，在法庭、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情景中，乃至在不同法律框架下，证据的有效性都是不同的。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获取的大量信息都源于亲朋好友的分享、自媒体、目击者的陈述或视频、各种大大小小的专家意见等，而这些陈述的可信度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肖尔也深入探讨了如何评估他人陈述的可信性、如何辨别专家意见中的偏见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的偏见，因为我们在参考证据之前，往往已经有意无意地扭曲或选择性忽视了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

《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

李怡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

关于明代的海禁，我们是比较清楚其来龙去脉的：从明初朱元璋下令“寸板不许下海”开始建立严厉的海禁政策，到永乐年间逐渐松弛，但永乐后（洪熙—弘治）海禁政策再度强化，至嘉靖年间达到顶峰，而后不得不迎来隆庆开放，随之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明末海禁彻底废弛，直至清朝建立后历史再度循环，于顺治年间重新实施全面海禁。但在唐代至明代海禁之间，中国的海洋政策特别是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似乎一直处于一个相当模糊的认知状态。因为从公元839年最后一次日本遣唐使归国，到1403年日本足利幕府与明朝正式恢复官方朝贡贸易，双方的官方外交中断了近六个世纪。然而在此期间，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却从未停止过，反而随着海商和佛教僧侣的往来，建立起日益密切的联系，一个充满活力的中日海上贸易网络，却在500多年的“断交”历史中自发地蓬勃发展起来。

专研东亚海域史及物质文化史的历史学家李怡文在本书中，基于对寺院记录、诗歌、书信、传世图像和实物以及考古发现等多类史料的细致研究，描绘了当时东亚海域世界远超官方史书记载的生动活跃的景象。特别是海商与僧侣这两个群体如何利用彼此的资源并密切合作，共同促进贸易网络与宗教网络的融合，联合构建了中日之间非常有特色的“宗教-商业贸易”交流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如何在官方的朝贡体系的框架之外运作的种种“秘辛”。这多多少少会让人联想到西葡探险家们将商业、远洋贸易与传教熔于一炉的“大航海时代”，其中的共性与差异，或许恰恰是理解后来的“大分流”的关键。 （西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