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徐有礼

　　近年来，伴随中华文明探源特别是夏文化研究的热潮，考古学家徐旭生（又名炳昶）的名字日益走进公众视野。众所周知的是，徐旭生以70多岁高龄徒步穿行于中原历史遗址之间，以古文献结合田野发掘，最终确认偃师二里头具有探索夏墟的重要价值；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21年至1927年，徐旭生任职北京大学，是哲学系教授，曾先后出任哲学系主任、校教务处长等职，后因出任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而离开北大。

　　海归“校友”

　　1921年秋，徐旭生入职北京大学。是年9月26日，胡适在教务会议结束后函告文牍处，“请向朱经农、张竞生、徐炳昶等8人送达本年教授续聘书，日期仍填为6月15日”。在北京大学刊发的1921—1922学年课程安排中，哲学系教授徐旭生承担“西洋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自笛卡尔起）两门课程。

　　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的徐旭生虽然是“海归”，却因有着京师译学馆法文科的5年学历，常自认为北大校友。京师译学馆与北大渊源颇深，所以此说亦无不妥。归国后不久，徐旭生积极参与了傅铜（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哲学社的活动，曾先后在其刊物《哲学》杂志上发表《定律的演变》《史学导言·搜集证据（历史上的）的方法》等译作。他和乔曾劬（大壮）合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所著小说《你往何处去》，一度引起胡适的阅读兴趣。1921年7月5日和8月13日，胡适日记先后载，“看徐炳昶先生译的波兰人显克微支的quo vadis的译稿。此书写第一世纪的罗马与基督教的遭奈龙惨杀，极有历史的趣味”“读徐旭生做的显克微支的《何往》的序，甚爱他的文章”，乃至提笔意欲为序，惜未完成。

　　“中西并用”是京师译学馆的教学宗旨，也成为日后左右徐旭生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的基本认知。入职北大伊始，徐旭生自译法国哲学家威伯尔的《欧洲哲学史》，发给学生作参考书。在介绍及剖析柏拉图、柏格森等哲学流派的同时，他常常佐之以传统经典，特别是古代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等人的观点，启发和鼓励学生在比较中进行独立的思维和判断。

　　这一时期，徐旭生参与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的发起和成立。在哲学系（学生）读书会发起的“求知运动”中，他应聘为中国哲学组的导师。哲学系学生杨世清发起成立“行知社”，注重生活组织及“个人的品德行谊”，并“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徐旭生与梁漱凕（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极表赞同”，并给予实际支持。在“非基督教运动”“科学与玄学”等学术论争中，徐旭生通过举办学术讲座、发表论文等形式，坦陈自己的独到见解。

　　1923年6月期末之际，哲学系学生举行谈话会，讨论课程设置及授课感受等，并在会后派代表向系主任陈大齐反馈意见，其中包括在西洋哲学史外，增设笛卡尔、莱布尼茨两家哲学课程的要求，并提名由徐旭生担任，可见其授课效果为学生所认可。

　　国学门委员

　　1923年4月，徐旭生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国学门是北京大学研究所下设的四个研究机构之一，主要涵盖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宗旨为“专供本校毕业生继续研究国学”。

　　史料显示，先后在国学门研读者以文学、史学专业为多，其中不乏容庚、商承祚、陆侃如、冯淑兰（沅君）、郑天挺、魏建功等日后的专业翘楚。虽尚未见徐旭生亲自指导哲学专业研究生的记载，但后来蜚声海内外的甲骨文研究大家董作宾以北大旁听生资格入门研究，确系徐旭生引荐而成。

　　作为国学门委员之一，徐旭生较多地参与了考古研究室的活动。1924年5月19日，国学门所属古迹古物调查会改组为考古学会，会长马衡，徐旭生等12人为创始成员。会章宣称“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这一宗旨与徐旭生关注文物史迹命运的一贯主张相契合。比如，他曾强烈反对将故宫三大殿作为国会会场的主张，发文指出：三殿均为“中国式建筑最宏伟工程之一”，“是人类全体的宝藏”，应该百倍地“爱护他，保全他”；他与李宗侗等联名反对北京电车公司拆除有“500年历史，比（法国）王宫还古”的东单、西单牌楼，建议用“地下、单轨”等办法扩路；他积极参与吴新吾（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陈师曾（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教授）为“反抗无识者（对）古物的摧残和奸商的诱买”而与考古学家、美术家组织的活动，并与李玄伯等人发起组织美术保存研究会。是年7月，徐旭生与李宗侗奉考古学会指派调查北京郊区大宫山古迹。根据考察结果，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发表了《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

　　《猛进》主编

　　1926年初，《晨报副刊》转载对上年国内期刊介绍评价的一篇文章，其中《语丝》《猛进》《现代评论》被列为前三，这三个期刊都是北大学人所创办，《猛进》的主要创办者和主编就是徐旭生。

　　《猛进》创刊于1925年3月，与同期的期刊相比，《猛进》偏重于时政的评论和批评，立场鲜明、言辞犀利。《猛进》存续一年期间，徐旭生发表各类文章80余篇，举凡政潮学潮、军阀派系、国际形势、对外关系等无所不及，且往往导引出深层次的思考。他抨击标榜“革命的平民政府”的段祺瑞政府盘剥民众、鸦片公卖、维护封建遗老利益、拆除古建筑毁坏文化遗产等举动，痛斥这些难道是“革命的平民政府”所应为吗？孙中山去世的次日，他即撰文高度评价孙中山“每天所抱定的，全是奋斗的主义同牺牲的精神。所以我们四万万人对于他的死应该同声一哭”。

　　五卅惨案发生，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猛进》发行特刊愤然发声，两次发表《猛进社同人对于英日惨杀同胞案特别宣言》，制定《救急办法》，印制万份，广为散发，号召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徐旭生发表多篇署名文章，强调“一国人的经济自有、自由处理的全权，万不能被他国人无理干涉。这一种权利，我国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徐旭生积极参与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的活动，先后被推为公开演讲筹备员、中文主稿（撰稿人）、经济抵抗委员会委员等。他与沈兼士、李四光等36名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名发函，要求从教育部拖欠的150万元工资中，抽出10万元立即拨发援助上海方面。6月8日、7月4日，他参加北京各团体数千人举行的游行请愿活动，并与蒋梦麟、朱家骅等作为代表，到执政府向段祺瑞当面递交请愿书。

　　1925年10月，列强授意下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26日，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北京各学校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政府派出大批警察进行镇压，在新华门等处制造多起流血惨案。处在队伍前列的徐旭生遭警察群殴，两颗门牙被打落。《猛进》强烈抨击当局的倒行逆施，徐旭生指出，“暴力虽然在他们手里，公理却在我们这边。暴力虽然可压迫着一时，公理却是一个枪击不死、压迫不服的怪物”“过去是他们的，将来却一定是我们的”。11月10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在第二院宴会厅开会，对“因爱国而遭……戕伤”的徐旭生等人表示慰劳。

　　《猛进》“不畏强御、不讲妥协”、坚强如故的作风，被北方各界特别是青年所赞赏，并一度被视为国民党左派刊物。《猛进》虽广受民众欢迎，却为北洋政府所忌恨，但它毫不退缩，一方面向警察厅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继续出版，并设法逐期寄送”。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为名，通缉徐谦、李大钊等5人，《猛进》《语丝》周刊也被勒令停刊。

　　鲁迅好友

　　徐旭生与鲁迅同时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委员、北京大学季刊（文艺组，主任蔡元培）编辑员，但二人的交往应该从《语丝》《猛进》的创办开始，在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主张方面达成相当共识，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是一个“任意而谈，无所顾忌”（鲁迅语）的文学刊物，主要撰稿人鲁迅、周作人等以思想杂感、社会随笔、散文等形式纵论古今，深受读者好评。《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发表徐旭生所写杂文《胡语乱道》第1—5则，体裁与同期鲁迅所撰《野草》相似。徐文逐节阐述帝制结束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趋势；《语丝》第10期（1925年1月），徐旭生再发杂文《进化呢？退化呢？》，抨击自命为“遗老”的人等，收着民国的薪水、干着破坏社会的陋行；《语丝》第13期（1925年2月），连载《胡语乱道》第6—8则，徐旭生在介绍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指责北洋政府执政“极像专制国的大皇帝”。

　　鲁迅收到新出版的《猛进》后，迅即致函徐旭生，从社会上“浓厚透顶了”的“反改革”空气说起，寄“希望于《猛进》的”，是重启“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除此没有别的法”。徐旭生认同鲁迅的观点，主张当务之急是打破国人思想中的惰性——“听天由命和中庸”，否则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猛进》和《语丝》虽然各有侧重，但都锋芒指向封建的旧文化及共和体制掩盖下的专制统治。鲁迅关注并赞赏《猛进》的政论文章，先后在《猛进》发表《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碎话》等杂文。1925年7月，徐旭生发表《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号召国人“挺起胸脯，勇敢地向自主的路上走”“无论什么样的险阻，我们总要有勇气去正眼看它，去同它奋斗，那才有达到目的的希望”。8月，鲁迅回应徐旭生的文章，发表《论睁了眼看》。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同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职教师的徐旭生与鲁迅都强烈指责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的决定，按时到阜成门内南小街宗帽胡同临时校舍义务上课，并积极参与校务维持委员会的活动，复校后应聘哲学科主任和校评议会评议员。

　　三一八惨案前后，鲁迅先后发表《从胡须说到牙齿》《大衍发微》等文章，前者驳斥记者在关税自主运动游行报道中张冠李戴，将被打落门牙的徐旭生指认为鲁迅，但鲁迅当时因“生些小病”并未在场；后文则谴责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揭露其迫害文化人士的阴谋。史料显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旭生立即赶往现场，对学生表示慰问；惨案的场景及北洋政府意欲加害文化教育界人士的消息，是徐旭生第一个告知鲁迅的。

　　从系主任、教务长到“团长”

　　1926年4月，徐旭生接替陈大齐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8月，徐旭生在学校教务长改选中当选。11月，新一届北京大学校评议员选举，徐旭生与陈大齐、沈尹默、王星拱等12人当选。12月，经北京大学校评议会讨论通过，徐旭生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聘任委员会委员长。

　　徐旭生与学生保持着经常的沟通，对课程的增删改进意见极为重视。比如：他征求师生意见，将“宗教哲学”改为选修；约请冯友兰讲授“西洋哲学史”、熊十力开设“唯识哲学”，安排梁漱溟作系统讲演等，均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落实。其间，徐旭生在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和第14次北京学术演讲会作了关于国故问题的报告（后发表于《新生周刊》1927年第1卷第4期），他认为，“无论国学如何重要，而青年麇集于一途，总是一件不好的现象”，必须“感觉到整理国故的困难，然后整理国故的工作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1927年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以开辟柏林—北京—上海之间航线为由，委托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德瑞联合探险队考察中国西北地区。此举引起国内学界极大关注。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持召开北京重要学术团体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后定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对境内科学材料的采集、保存等作出6条原则规定，如：采集所得之材料，应在中国境内妥为保存，非经审查及允许，绝对不得运出国外等。此后，徐旭生与周肇祥、徐协贞、李宗侗等7人被推代表与斯文·赫定协商西北考察事。4月26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签订合作办法，商定中瑞双方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与斯文·赫定分任中方、瑞方团长。5月9日，考察团成员乘汽车前往西直门京绥车站，开始了西北远行。5月10日，徐旭生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公告，称“此次赴新疆匆迫，未能走辞，非常歉仄”。

　　1929年1月，徐旭生返回北平。虽时有北大兼职，但已充任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北平女子师范学院）院长，与北大的工作之缘遂告一段落。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