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2月21日，“DeepSeek：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苏州大学未来管理研究院协办。会议主题得到了专家学者的积极回应，会议讨论的主题广泛，内容丰富，观点精彩纷呈。参加本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及沪宁苏杭等地高校的专家，文汇报、解放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澎湃网等多家媒体记者，以及复旦大学的师生，共计80余人，同时还有300余人线上参会。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首先对与会领导和专家表示欢迎，并回顾了近期科技领域的现象级产品，在这其中，DeepSeek的横空出世对全球科技和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校长指出DeepSeek在小算力大模型的可能性、开源促进智能平权、价值对齐的中国模型这三个方面对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校长介绍了复旦大学在AI领域的全面布局，包括AI for Science、智能算力平台、AI赋能文科研究、以及AI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果。最后，陈校长强调了中国在AI领域的引领作用，呼吁推动AI向善、普惠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社会进步。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表示，DeepSeek凭借卓越的推理能力、开源策略和技术创新，正引领全球AI前沿发展并为AI生态系统注入新活力。针对AI发展带来的深层命题，他提出自己的疑问：AI能否取代人类完成学术创新，甚至主导知识生产，以及人类过度依赖会否导致创造力退化与“文本末日”风险。他回顾了《探索与争鸣》近年来在人工智能议题上的学术深耕，呼吁学界深化理论认知，持续探索AI时代的核心命题，为技术发展提供思想支撑。

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袁新主持。

会议第一单元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行福教授主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陈小平教授作了题为“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当下选择与人类未来”的报告，围绕“人工智能的另类性”展开讨论，指出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在原理上的根本差别，并以类LC理论为工具，揭示大模型的两条原理性突破与局限——实例性和弱共识性，进而给出大模型计数、概念理解、反思等奇异表现的原理性解析，例证大模型与人类思维的差别，以及后训练的黑箱特性。陈教授还辨析了两条互斥的AI发展路径及其社会后果：一是高成本闭源路径，可能导致超级寡头经济；二是DeepSeek所推动的低成本开源路径，更具普惠性，但亟需警惕、防范公共安全等风险的更早发生。最后，讨论了熊彼特创新到“公义创新”的升级，以适应工业革命到智能革命的历史性转变。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蔡恒进教授作了题为“解耦复杂关联，实现指数级计算加速”的报告，首先指出OpenAI和DeepSeek两条路径的差异可能决定了人类未来技术的走向。蔡教授强调，AI的核心任务是对复杂世界进行解耦和建模，而DeepSeek在这一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潜力，尤其是在专家能力解耦和垂类应用方面。蔡教授认为，AI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人类意识的延伸，呼吁加强对机器意识的研究，推动超级智能的发展。最后，蔡教授乐观地指出，DeepSeek的出现消除了AI的潜在威胁，认为AI革命将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作了题为“DeepSeek的一个知识论建议”的报告，他从哲学角度专门探讨了人工智能的知识论问题，认为DeepSeek的成功不是方法论上的革命，而是知识生产的策略改进。他提出，以“动词思维”概念及其包含的新维度突破传统的名词思维局限。现行语言体系受制于名词化概念框架，而AI基于动态token关联的特性，天然适合发展以过程性、连接性为特征的动词逻辑。这种非封闭的思维模式或将成为处理复杂性问题的新路径，开启区别于人类的全新智能形态。继而在未来，当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更成熟的发展形态，可以期望的是，世界将形成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处”的双主体结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薛澜教授、王哲博士作了题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时代的开源创新与治理变革”的报告，围绕大模型时代的开源创新与治理变革展开讨论，指出开源创新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性，强调DeepSeek作为开源路径的代表，突破了OpenAI+微软+英伟达定义的闭源模式。报告人提出开源创新的四个本质特征一一应对不确定性、激励协作、破除垄断、保障安全一一在AI时代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重要。最后，报告人认为中国在开源治理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推动中国从开源生态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抓住AI时代的机遇。

会议第二单元由《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丁钢教授作了题为“人工智能迭代与中国教育重构及前景”的报告，探讨了生成式AI（如DeepSeek）在教育中的主体性问题，指出AI不仅是工具，已具备一定的主体性倾向，能够与人类形成交互主体性关系。AI的深度思考能力改变了传统学习模式，推动了自主学习和高阶思维的培养，但也带来了自学问题的困境和教师角色转变的挑战。丁教授强调，教育应从知识传递转向价值塑造，注重情感、价值观和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在AI时代，要在教育中实现人机协同，同时也要警惕AI带来的隐私、伦理风险，确保人类对AI发展的掌控与引导。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校长许军作了题为“技术与育人的融合：AI 时代基础教育的冷思考”的报告，深入探讨了基础教育中如何培养人的核心问题，强调教育的使命是为学生打下坚实基础，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尽管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备受关注，但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如何合理使用这些技术，避免过度依赖机器而忽视教育的本质。许军校长认为，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思维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应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教学效率、支持个性化学习，同时坚守教育的价值和伦理，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取代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任剑涛教授作了题为“是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吗？——DeepSeek的双刃性挑战”的报告，讨论了“人工智能中国时刻”，将其与历史上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进行了对比。任教授认为，DeepSeek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可分为“突破-荣耀时刻”、“惊醒-竞争时刻”和“自警-发展时刻”三个层面。同时，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需保持警醒，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任教授指出，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应被视为零和游戏，而应通过合作与良性竞争共同推动全球科技进步。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作了题为“奇幻社会的来临：DeepSeek 幻觉与后真相递归”的报告，提出了“奇幻社会”的概念及忧思：AI不断生成对话，又不断自我调用，形成一个无限递归的内容流，而其中的一部分则来自AI幻觉、人为编造以及AI对用户的迎合。正如后真相可能远比真相更受欢迎，迎合人性的非事实也可能比事实更有生命力。假如一个由AI所加速的奇幻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Fantasy）来临，那些被污染的信息、知识、规训，或将因递归而不可逆，并长久地影响人类生存。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鲁传颖教授作了题为“Deepseek 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影响”的报告，指出DeepSeek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带来了技术上的创新和全球治理的转变。DeepSeek通过低成本和开源的方式，打破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垄断，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在全球治理方面，DeepSeek的出现推动了从安全到发展的转变，特别是在法国召开的AI峰会上，这一转变得到了体现。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与合作也因DeepSeek的出现而发生了变化，美国的技术垄断被打破，全球治理的话语权逐渐多元化。总的来说，DeepSeek不仅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里程碑，也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转折点。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人工智能金融学院邵怡蕾教授作了题为“DeepSeek 与硅基经济学”的报告，从技术哲学角度指出DeepSeek通过逻辑链数据显化了“思维粒子”的运动，补充了第一代语言大模型（如ChatGPT）只能处理经验性的语言和知识而不能处理先验性的逻辑与思维过程，显著提升了逻辑推理的跨学科迁移能力。从经济学角度，DeepSeek的突破将重新定义生产力——智能代替石油成为新的重要生产资料，AI Agent和人共同成为新的劳动者，并引发全球贸易格局的变革，硅基贸易将显著超越碳基贸易，智能的全球流动将构建新贸易格局。由此，智能生产国（中、美）将争夺单体智能的定价权，而金融大国之间将争夺智能的结算货币权（人民币还是美元？）。DeepSeek的出现打破了硅基世界的“美国例外主义”，使得中国重新回到硅基世界格局的最中心。

会议第三单元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吴冠军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天夫教授作了题为“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是否更孤独”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如DeepSeek）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工智能在情绪安抚和语言表达方面已经展现出超越普通人的能力，这可能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减少对传统心理咨询师或教师的依赖。其次，数字技术的普及改变了知识获取和社会化过程，年轻一代的社会互动能力和成熟过程可能受到影响。此外，人工智能的介入可能导致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包括人机关系的增加，这可能会动摇传统社会关系的根基。然而，这些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如通过人工智能增强社会合作和情感支持。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我们需要适应这些变化，探索新的社会连接和合作模式，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陈忠教授作了题为“人工智能的文明史效应”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如DeepSeek）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是文明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复杂的城市结构、治理体系、知识传递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它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升级，还挑战了传统的文明构架、人类主体定位和情感方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导致城市空间的变化（如空置问题），并促使治理结构的调整。然而，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方面的进步也带来了知识与行为的分裂问题，需要通过新的行为方式调整来解决。未来，人工智能应回归人类的基本诉求和功能，实现平民化，成为社会基础平台，而不是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同时，人工智能将推动新物性的回归，实现人与人工智能的融合。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南平教授作了题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下的大国竞争”报告。他认为，DeepSeek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正在发生，并可以不完全拷贝美国的技术路径。DeepSeek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低成本、开源的人工智能技术特别适用于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通过开源模型的垂端与边缘应用的大规模开启，将使中国丰富的生产与生活场景得以通过人工智能而“赋能加速”，同时DeepSeek之于世界的意义则是以开源为生态而可以形成“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特别指出的是，当下讨论人工智能的关注点主要在“人机世界”中的“人的主体性”，但事实是“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更为重要，大模型竞争不仅是技术生态构建的竞争，同时也是“思维定价权”之争，民族国家为人工智能技术权力主导权之争不仅必然发生，同时会进一步延伸至全球治理领域。DeepSeek的成功在为中国科研人员和投资者带来信心的同时，也为全球南方国家以开源技术为工具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机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高奇琦教授作了题为“DeepSeek 的世界意义”的报告，围绕DeepSeek引发的中国时刻及世界历史展开讨论，提出了五个核心问题：DeepSeek的创新机制、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DeepSeek时刻与斯普尼克时刻的异同、创新性社会风暴的困境以及超大模型的管控。高教授强调，DeepSeek的开源特性为中国带来了低成本、本地化部署的优势，推动了人工智能的普惠应用。同时，高教授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关乎技术，还涉及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复杂问题，这需要国际合作以应对潜在的全球性挑战。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陈龙教授作了题为“AI作为负熵：一种关于社会治理的薛定谔式想象”的报告，指出人类社会，自然界，都要经历一个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即熵增过程；与之相对，生命体和社会系统处在不断地对抗熵增的过程中。陈教授指出人工智能具备负熵的特征，能够通过其开放性、高效性和颠覆性改革能力，对抗社会系统的熵增，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有望解决冗余和低效的传统难题，推动社会变革。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作了题为“AI版权战的来临”的报告，指出AI版权战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中一个关键且未解的问题，特别是在生成式AI兴起后，版权问题日益凸显。纽约时报起诉OpenAI和微软的案件提出了三类版权主张：训练过程中的侵权、模型本身可能构成衍生作品、以及内容的精准复制。这些问题反映了已有法律与新兴技术之间的差距，以及不同信息空间中的冲突。未来，随着推理模型的崛起，版权纷争可能会进入新的维度，涉及数据抓取、公开数据与专有数据的区别、以及模型蒸馏等新热点。因此，全球针对AI训练版权的法规可能会被重新定义，以更好地组合本国AI发展和利益。

会议第四单元由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陈忠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行福教授作了题为“AI时代的DeepSeek时刻”的报告。首先，他指出，人工智能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母体，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已不可逆地进入到AI时代。其次，他讨论了DeepSeek的积极意义，包括开源带来的平权效应，使用成本降低带来的普惠效应，芯片电力消耗降低带来的生态可持续性效应，思维链展示带来的可解释性和给人的亲近感。最后他指出，DeepSeep推动了AI技术发展和扩散，有力挑战了美国的霸权。但当下我们处于全球治理崩溃、地缘冲突激化的有毒环境，AI的积极潜能发挥和其社会风险的控制面临严峻和紧迫挑战。更为严峻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着“旧石器大脑、中世纪制度和类神技术”的结构性困境。因此，对AI热我们需要冷思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作了题为“DeepSeek的‘冷启动’：斯普特尼克时刻？”的报告，探讨了DeepSeek的技术创新及其可能引发的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他把模型训练中的“冷启动”技术作为逆境突破的隐喻，概括了DeepSeek在算力围困与数据壁垒下的发展战略。他指出，DeepSeek在算法创新与工程优化方面有重大贡献，但其研发仍然沿用大语言模型的核心框架与基本逻辑，因此并非整体颠覆意义上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另外，他认为，DeepSeek等生成式AI有助于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模型，实质性地改变相关知识生产范式，克服当前普遍存在的“知识通胀”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吴冠军教授作了题为“在技术奇点与技术封建主义之间的深度求索”的报告，指出DeepSeek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代表，其发展不仅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也引发了关于技术奇点和技术封建主义的深刻讨论。技术奇点指的是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临界点，而技术封建主义则描述了技术巨头对资源和权力的集中控制。这两者共同塑造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DeepSeek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类的主体性和角色，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逐渐具备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情况下。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技术奇点的到来和技术封建主义的威胁中，保持人类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同时确保技术的发展服务于全人类的利益。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蓝江教授作了题为“DeepSeek与加速主义政治哲学”的报告，从加速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DeepSeek作为一种开源且低成本的人工智能模型，已经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广泛接入，这种接入不仅提升了人机互动的效率，还推动了场景应用的快速迭代和产业重塑。在加速主义的背景下，DeepSeek的开源特性降低了技术门槛，使得智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更加普惠化，从而加速了新一代产品的出现和普及。DeepSeek的出现及其加速效应挑战了关于语言的人类中心主义，启示我们从“物体间性”的角度重塑认识论。

苏州社会科学院王俊教授作了题为“‘DeepSeek反思’之反思：中国城市创新政策的未来”的报告，从“杭州六小龙”现象谈起，王教授分析了DeepSeek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她指出，杭州的成功经验在于其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政策设计，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杭州模式，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王教授强调，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创新生态的问题。因此，对今天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言，在营商环境普遍比较好的背景下，各地科技创新政策更应聚焦创新活动的本质特征、创新人才的新特点以及科创企业家这一新群体。

会议第五单元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胡晓明教授作了题为“人机协作时代古典诗歌学习与研究的新问题”的报告。通过对DeepSeek的实证研究，胡教授发现其在中文能力上表现出色，DeepSeek的中国诗创作水平远超ChatGPT，人文学者应该充分意识到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首先是“中国语文的时刻”，一个前所未有的语言智慧与写作能力来临，也预示了人机共生时代的来临。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古典文学研究来说，DeepSeek既是强大的学科工具与学习平台，同时也还来了诗坛、诗人、诗评、诗思、诗风与诗心的一系列新的挑战。他认为，人机共生时代或坚执黑白二分，或辩证思维套路，或空喊人文主义的老调子，已经没有意义，人文学者应根据自己的专业，边用边学，边发现问题，重要的是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的重要性迫切性，而非抽象的理论探讨。回应DeepSeek这样的挑战，应透过前所未有的实证比较研究，大浪淘沙，真金不怕烈火，而重新获得真正诗性的信心，以及发展出一套“区分的智慧”。

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教授作了题为“‘深度’的文学与文学的深度：DeepSeek时代的文学写作”的报告，从DeepSeek创作的“无我”特征谈起，剖析了“有我”的主体创作方向优势，以具身方向探索文学创作面对冲击时的模式转型与发展生态。他认为，AI的出现并未导致文学的消亡，反而可能使文学更加大众化。通过对《红楼梦》续写的测试，严教授发现DeepSeek的续写作品已经超过了许多人类续写者，展现了其在文学创作中的潜力。然而，AI在表达内心情感和朴素现实生活方面仍显不足，人类在现实和内心描写上仍具优势。严锋认为，AI的冲击将促使文学回归非功利写作，类似于曹雪芹的创作方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英瑾教授作了题为“不能高估大语言模型的文学创造力”的报告，徐英瑾从哲学角度分析了大语言模型的文学创造力。他指出，AI的发展路径基于经验论，缺乏对康德以来反经验论哲学传统的综合，导致其在处理复杂文学创作时存在“框架问题”。通过对小说续写的测试，徐教授发现AI在保守性和新奇性之间难以平衡，尤其是在处理历史小说时，容易出现机器幻觉和价值对齐问题。他认为，AI的文学创造力仍受限于其基于统计的处理方式，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的创作。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上海大学兼职教授管平潮作了题为“AI辅助人类再进化”的报告，从网络作家的视角出发，探讨了AI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管教授认为，AI的普及将使得写作更加平民化，普通人也能借助AI进行创作。通过对AI写作的实际应用，他发现AI在生成古风歌词和小说续写方面表现出色，但文笔仍有待提升。管教授建议作家应积极拥抱AI，将其作为辅助工具，自己则聚焦于体验感强的创作领域。他认为，AI的出现将推动人类在文学创作上的再进化。

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杨庆峰教授作了题为“科幻化叙事与AI治理反思”的报告，他反思了李飞飞法国峰会上提出“AI治理基于科学而不是科幻”观点，他指出，AI治理不能完全拒绝科幻。他提出四种AI叙事类型：诗意化叙事、科学化叙事、科幻化叙事和媒介化叙事。他认为，科幻化叙事的想象性丰富了AI的讨论，但娱乐性却可能扰乱公众对AI的理解。所以要加以区分。最后，他强调，AI治理不仅是技术治理，还涉及未来人类的治理，特别是增强人类和超级智能的治理问题。

在总结环节，汪行福教授首先对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表示感谢，认为这次会议为人工智能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极具启发意义。他提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伴随着潜在的风险。正如有人比喻，我们可能正在养育一只“老虎幼崽”，需要确保它长大后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挑战。汪行福教授强调，人工智能的治理不仅涉及技术层面，还关乎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多个维度。他呼吁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探索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他也提醒，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需要我们保持警觉，避免盲目乐观或过度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