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迁写书的故事 简短一些

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

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

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

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

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2.谈迁的小故事

『原创』谈迁借书 明朝末年，有一位历史学家叫谈迁，年轻时就立志要编一部真实的明朝史书，并拟定书名《国榷》。

撰写史书，需要众多的参考书，需要广泛地搜集史料。谈迁家贫，有时食不果腹，哪有钱买书？他只能设法向别人借书读，把有用的资料抄下来。

当时，有一部名叫《明实录》的书，据说记载着许多明朝的事情，谈迁早就想研读。可此书不容易找到。

那年初秋，听说外地一刘姓大户藏有这部书，他连忙雇了一头毛驴去求借。 鸡叫二遍，谈迁骑驴启程。

正午时分，走到一片山林边，他见青草茂盛，便让毛驴去吃草，自己坐在树下啃干粮充饥。突然，山林里窜出两个强盗，截住毛驴就要拉走。

谈迁说：“二位好汉，本人是一介书生，一无所有，这头毛驴还是租别人的，要骑着去办事。” “ 办你个鸟事！”一个大胡子强盗骂道，“老子今个有急用，才拉你驴。

若在平时，你小子不掏卖路钱，有你好看的。滚开！” “就是，老子没功夫跟你磨牙。”

另一个塌鼻子强盗叫嚷，“拉你驴算便宜了你的小命。” 谈迁身体纤弱，没有毛驴，一百多里的路程怎么走完？再说毛驴也不是自己的。

但要与两个如狼似虎的强盗较劲，无疑是以卵击石，怎么办？他心里发急，表面却装作平静地问：“敢问二位好汉，拉驴有何急用？” “告诉你也白搭。”大胡子不耐烦地挥挥手，“走开走开！” “这就不对了。”

谈迁故意卖弄道，“读书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世间学问，样样涉及，七十二行，行行贯通。好汉有什么事体，书生或许能助一臂之力。”

两个强盗一听，互相看看。大胡子扬扬眉：“俺娘病了，胸口疼得厉害，肚子胀得难受。

俺拉驴驮上找大夫医治，你能帮忙？” 谈迁自忖先跟他们去看看，然后瞅机会脱身。他自称精通医术，愿为老夫人治病，换回毛驴赶路。

两个强盗将信将疑，领谈迁到一面山崖下搭的草棚里。 一个老太太，汗流满面地双手按在胸腹部呻吟。

谈迁望望她的脸色，问问她的症状，煞有介事地号号她的双脉，慢慢说：“令堂病得不轻，须赶紧服药。” “你有药吗？”大胡子口气缓和多了。

“没有。” “那顶屁用！”塌鼻子嚷嚷。

“小生自有办法。”谈迁不慌不忙地说，“二位稍侯，待我采些草药，随手炮制一丸，服下就好了。”

两个强盗没吭声，心想：你小子若耍花招，不还驴不说，还剁了你。一袋烟功夫，谈迁回来了，手里拿着雀蛋般大小的一丸药，又黑又臭。

“啥子鸟药，如此难看难闻？”“哈乒，熏死人了！”两个强盗虽然吹胡子瞪眼，但也懂得良药味苦，忙让老母吞下了这丸药。药刚下肚，老太太就脖子一伸，张口哇哇大吐特吐，吐了一地污物。

吐过后，静静地睡去了，呼吸平稳，脸色红润。谈迁舒了口气，两个强盗也舒了口气。

他们牵过毛驴，千恩万谢地送还给谈迁，放他赶路去了。 那么，谈迁给大胡子老母用的什么灵丹妙药？其实是一丸屎壳郎滚圆的新鲜动物粪便。

原来，谈迁察看了老太太的病状，认定是积食引起，排积就能解除胸痛腹胀。怎样才能排积？谈迁走出草棚，冥思苦想，突然瞥见几只屎壳郎搬动着什么动物的粪便，机灵一动，就从它们“手中”劫下一丸。

新鲜粪便奇臭无比，老太太吞下感官受到强烈刺激，不吐才怪哩。这一吐，积食排泻，胸痛腹胀便消失了。

谈迁躲过一劫，骑上毛驴继续赶路。天黑时，进了一个山村求宿。

但几户人家看他寒酸，都不愿白白借宿。谈迁从村这头走到村那头，站在最后一家人的院门前，看了一会，就去敲门。

门开了，露出一张憔悴的中年男人的脸，听得谈迁借宿，他一声不吭便要关门。谈迁念念有词：“爱子夭折，耕牛瘁死，区区农宅，门户不幸矣！” 闭合的门扇又慢慢打开了，中年男人惊异地看着谈迁：“先生，您何以知道家门不幸？可有消灾灭祸的妙法？” “从知道处知道。

有灾消灾有祸灭祸，乃小生济世之责。”谈迁慢条斯理地念叨。

“请进，请进。”中年人热情顿生，跑过去把毛驴牵进院子，栓在槽上，喂以草料。

又吩咐内人赶紧做饭，款待谈迁。饭后，中年人向谈迁倾诉了家中不幸：先是爱子患风寒症夭亡，后是耕牛饮井水暴命，祸不单行啊。

“先生门外知情，必是高人，请指点迷津，为我家驱灾消邪吧。” 谈迁盘腿禅坐，沉吟一会，吩咐中年人请房木匠择日把堂屋的门窗开大点，再把院墙铲低点，还有不要直接饮用院子里的井水，应该打上来盛在缸中，让阳光晒一两个时辰沉淀一下，然后饮用…… 次日凌晨，谈迁告别这家人上路了。

昨天傍晚，谈迁观察到这家院门前有一棵核桃树，树上果实累累，压弯树枝几乎垂到了地面。假如这家有小孩，必定摘折低处的核桃果玩，不会树枝如此低垂。

再看中年人憔悴的神情，必有重大创伤。谈迁注意到，这家院墙很高，且有一张牛皮搭在墙头，断定近日死过耕牛，因为农户一般不会宰杀牛的。

故而谈迁才敢大胆地预言。他让中年人开大门窗，铲低院墙，是他发现这户人家的房屋太潮，院子太阴，通风采光极差，不利居住。

而井水太“生”，照照阳光放置一段时间，就能起到灭菌淀杂的作用。 这天太阳落山时，谈迁终于到达刘姓大户人家。

说明来意，管家领他去见老爷。进得大堂，但见一银须垂胸的老者端坐太师椅上。

3.谈迁的故事

谈迁写《国榷》的小故事

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4.谈迁的小故事

『原创』谈迁借书 明朝末年，有一位历史学家叫谈迁，年轻时就立志要编一部真实的明朝史书，并拟定书名《国榷》。

撰写史书，需要众多的参考书，需要广泛地搜集史料。谈迁家贫，有时食不果腹，哪有钱买书？他只能设法向别人借书读，把有用的资料抄下来。

当时，有一部名叫《明实录》的书，据说记载着许多明朝的事情，谈迁早就想研读。可此书不容易找到。

那年初秋，听说外地一刘姓大户藏有这部书，他连忙雇了一头毛驴去求借。 鸡叫二遍，谈迁骑驴启程。

正午时分，走到一片山林边，他见青草茂盛，便让毛驴去吃草，自己坐在树下啃干粮充饥。突然，山林里窜出两个强盗，截住毛驴就要拉走。

谈迁说：“二位好汉，本人是一介书生，一无所有，这头毛驴还是租别人的，要骑着去办事。” “ 办你个鸟事！”一个大胡子强盗骂道，“老子今个有急用，才拉你驴。

若在平时，你小子不掏卖路钱，有你好看的。滚开！” “就是，老子没功夫跟你磨牙。”

另一个塌鼻子强盗叫嚷，“拉你驴算便宜了你的小命。” 谈迁身体纤弱，没有毛驴，一百多里的路程怎么走完？再说毛驴也不是自己的。

但要与两个如狼似虎的强盗较劲，无疑是以卵击石，怎么办？他心里发急，表面却装作平静地问：“敢问二位好汉，拉驴有何急用？” “告诉你也白搭。”大胡子不耐烦地挥挥手，“走开走开！” “这就不对了。”

谈迁故意卖弄道，“读书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世间学问，样样涉及，七十二行，行行贯通。好汉有什么事体，书生或许能助一臂之力。”

两个强盗一听，互相看看。大胡子扬扬眉：“俺娘病了，胸口疼得厉害，肚子胀得难受。

俺拉驴驮上找大夫医治，你能帮忙？” 谈迁自忖先跟他们去看看，然后瞅机会脱身。他自称精通医术，愿为老夫人治病，换回毛驴赶路。

两个强盗将信将疑，领谈迁到一面山崖下搭的草棚里。 一个老太太，汗流满面地双手按在胸腹部呻吟。

谈迁望望她的脸色，问问她的症状，煞有介事地号号她的双脉，慢慢说：“令堂病得不轻，须赶紧服药。” “你有药吗？”大胡子口气缓和多了。

“没有。” “那顶屁用！”塌鼻子嚷嚷。

“小生自有办法。”谈迁不慌不忙地说，“二位稍侯，待我采些草药，随手炮制一丸，服下就好了。”

两个强盗没吭声，心想：你小子若耍花招，不还驴不说，还剁了你。一袋烟功夫，谈迁回来了，手里拿着雀蛋般大小的一丸药，又黑又臭。

“啥子鸟药，如此难看难闻？”“哈乒，熏死人了！”两个强盗虽然吹胡子瞪眼，但也懂得良药味苦，忙让老母吞下了这丸药。药刚下肚，老太太就脖子一伸，张口哇哇大吐特吐，吐了一地污物。

吐过后，静静地睡去了，呼吸平稳，脸色红润。谈迁舒了口气，两个强盗也舒了口气。

他们牵过毛驴，千恩万谢地送还给谈迁，放他赶路去了。 那么，谈迁给大胡子老母用的什么灵丹妙药？其实是一丸屎壳郎滚圆的新鲜动物粪便。

原来，谈迁察看了老太太的病状，认定是积食引起，排积就能解除胸痛腹胀。怎样才能排积？谈迁走出草棚，冥思苦想，突然瞥见几只屎壳郎搬动着什么动物的粪便，机灵一动，就从它们“手中”劫下一丸。

新鲜粪便奇臭无比，老太太吞下感官受到强烈刺激，不吐才怪哩。这一吐，积食排泻，胸痛腹胀便消失了。

谈迁躲过一劫，骑上毛驴继续赶路。天黑时，进了一个山村求宿。

但几户人家看他寒酸，都不愿白白借宿。谈迁从村这头走到村那头，站在最后一家人的院门前，看了一会，就去敲门。

门开了，露出一张憔悴的中年男人的脸，听得谈迁借宿，他一声不吭便要关门。谈迁念念有词：“爱子夭折，耕牛瘁死，区区农宅，门户不幸矣！” 闭合的门扇又慢慢打开了，中年男人惊异地看着谈迁：“先生，您何以知道家门不幸？可有消灾灭祸的妙法？” “从知道处知道。

有灾消灾有祸灭祸，乃小生济世之责。”谈迁慢条斯理地念叨。

“请进，请进。”中年人热情顿生，跑过去把毛驴牵进院子，栓在槽上，喂以草料。

又吩咐内人赶紧做饭，款待谈迁。饭后，中年人向谈迁倾诉了家中不幸：先是爱子患风寒症夭亡，后是耕牛饮井水暴命，祸不单行啊。

“先生门外知情，必是高人，请指点迷津，为我家驱灾消邪吧。” 谈迁盘腿禅坐，沉吟一会，吩咐中年人请房木匠择日把堂屋的门窗开大点，再把院墙铲低点，还有不要直接饮用院子里的井水，应该打上来盛在缸中，让阳光晒一两个时辰沉淀一下，然后饮用…… 次日凌晨，谈迁告别这家人上路了。

昨天傍晚，谈迁观察到这家院门前有一棵核桃树，树上果实累累，压弯树枝几乎垂到了地面。假如这家有小孩，必定摘折低处的核桃果玩，不会树枝如此低垂。

再看中年人憔悴的神情，必有重大创伤。谈迁注意到，这家院墙很高，且有一张牛皮搭在墙头，断定近日死过耕牛，因为农户一般不会宰杀牛的。

故而谈迁才敢大胆地预言。他让中年人开大门窗，铲低院墙，是他发现这户人家的房屋太潮，院子太阴，通风采光极差，不利居住。

而井水太“生”，照照阳光放置一段时间，就能起到灭菌淀杂的作用。 这天太阳落山时，谈迁终于到达刘姓大户人家。

说明来意，管家领他去见老爷。进得大堂，但见一银须垂。

5.谈迁写《国榷》的小故事

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入睡了，只有钱塘江还在响着震耳的涛声。

老秀才谈迁觉得周身不适，只好一改平日夜读的习惯，倒在床上昏然入睡了。他哪里想到，此时小偷正躲在屋外枣林里，等待时机呢。

谈迁家徒四壁，小偷抱起床头的箱子。三步两步钻进枣林，无影无踪了。

小偷偷走的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老秀才二十几年的心血——《国榷》的手稿。 当谈迁发现他的书稿被窃，顿时觉得世界在他面前倒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哭着：“噫！吾力殚矣！”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惨重。

老秀才两眼死盯着放过书箱的地方，二十几年写书的甘苦，一齐涌上心头…… 谈迁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守孝在家，对着孤灯伏案苦读。

为着他嗜书如命，人们都笑他有书癣。有时替人家办事，东家送他一部书，他会高兴得不得了。

他博览群书，那怕是坏书世要读上一遍。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特别是有关明朝的史事。

守孝期间也读到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纪》，觉得写的实在太差，史事错讹，见解肤浅，哪算得“通纪”？就是《明朝实录》，也颇多不实之处，多是几经删节，窜改，黑白颠例，是非混淆；隐去了历史真相，哪里是“实录”？所以他下定决心，自己动手，编出一部信实可靠的国史，留给后世。 一个家境清贫、仅靠为人作记室来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想编修一部明代编年史，又谈何容易！首先碰到的是史料的匮乏，当时象实录一类的书还是手抄本，多藏在豪门士绅之家。

谈迁必须托人情.走后门，才能借阅或允许抄录。有时事先讲好了的，可是早上去了等到晚上也见不到主人的面，只得扫兴而归。

偶尔借到了珍本，人家不让带走，他只好从袋子里掏出纸笔，就在人家书房里抄起来，东家的白眼也只能装作没有看见了。 除了借书、抄书，谈迁还到处寻访古迹轶闻，每有所得就记在纸上。

日积月累，案头上的稿子越积越厚，终于在1626年3月，经过他的精心编次，一部一百卷的《国榷》初稿完成了。他在自序中高兴地写道：“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

间窥诸家编年，于伪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性。”但是，谈迁并没有在成就面前止步，他以一个史家严肃的态度，不断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增补。

听说哪里有新的材料，便背上行李、雨伞、干粮，去抄录，即便是步行百里也在所不辞。特别是明亡之后，他怀着对故国的思念，以一个爱国遗民的感情，来收集补述崇祯、弘光两朝的史实，终于求得了先朝历史的完整。

全书前后修改了六次。尽管谈迁没有钱将它刊刻问世，但是这部手稿凝聚了二十多年的血汗，得来是多么不易啊！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它竟然不 翼而飞，怎能不让他呼天喊地，痛不欲生呢？ 谈迁是个坚强的人，他大哭一场之后，擦干了眼泪说：“吾手尚在，宁已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从零开始，又千起来了。

他以《实录》为基础，找来不同的本子作参考。尽管年纪大了，已非当年那样精力充沛，但他仍然是不避酷暑严寒，风尘仆仆奔走于嘉善，归安、吴兴.钱塘之间，为夺回他失去的《国榷》奋斗着。

有志者，事竟成。又过了几年，在他六十岁那年，一部新的《国榷》又写成了。

使谈迁觉得不足的是崇祯一朝史事，没有实录，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毕竟不失可靠。如果能到北京找些当事人核对一下就好了。

去北京，又谈何容易？光是路费和食宿之资就无从筹划，只能想想而已。也是天从人愿，恰好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

谈迁虽然年事已高，还是满口答应下来，带上书稿就同朱之锡北上进京了。 到了北京，谈迁除了替朱之锡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为他的《国榷》收集材料，一有时间，就去寻书访人、探寻遗迹，脚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旧兴致勃勃，简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难、疲劳为何物。

前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的门客，他几乎遍访无遣，就连当年祟祯邸报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对书稿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东家朱之锡说他“踵副其目，腕酬其踵”，谈迁真是充分调动了脚、眼、手的积极性。

脚顺着眼睛奔跑，手又忙着记录所见所闻，其辛苦可想而知。他这个南方人，在沙尘四起、人多如蚁的北京，生活很不习惯。

地位的卑微又加不善交际，给他带来无限的苦恼。致使他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但是他真正做到了贫而无怨，泰然处之，并且最终从收集到的丰富史料中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国榷》这部书稿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自发，犹事数行书。”

这便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1656年2月，六十多岁的谈迁，回到家乡。

大约第二年就去世了。《国榷》一书由于清初统治者压制民族反抗运动，大兴文字狱，一直不能公开刊印，很少有人知道。

直到解放后，1958年12月，才第一次排印出版。历史学家谈迁一生的治学艰辛才得到人民的尊敬。

《国榷》作为明代信史也才得以传世。

6.谈迁写《国榷》的小故事

谈迁写《国榷》…………………………………………苑兴华 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入睡了，只有钱塘江还在响着震耳的涛声。

老秀才谈迁觉得周身不适，只好一改平日夜读的习惯，倒在床上昏然入睡了。他哪里想到，此时小偷正躲在屋外枣林里，等待时机呢。

谈迁家徒四壁，小偷抱起床头的箱子。三步两步钻进枣林，无影无踪了。

小偷偷走的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老秀才二十几年的心血——《国榷》的手稿。 当谈迁发现他的书稿被窃，顿时觉得世界在他面前倒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哭着：“噫！吾力殚矣！”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惨重。

老秀才两眼死盯着放过书箱的地方，二十几年写书的甘苦，一齐涌上心头…… 谈迁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守孝在家，对着孤灯伏案苦读。

为着他嗜书如命，人们都笑他有书癣。有时替人家办事，东家送他一部书，他会高兴得不得了。

他博览群书，那怕是坏书世要读上一遍。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特别是有关明朝的史事。

守孝期间也读到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纪》，觉得写的实在太差，史事错讹，见解肤浅，哪算得“通纪”？就是《明朝实录》，也颇多不实之处，多是几经删节，窜改，黑白颠例，是非混淆；隐去了历史真相，哪里是“实录”？所以他下定决心，自己动手，编出一部信实可靠的国史，留给后世。 一个家境清贫、仅靠为人作记室来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想编修一部明代编年史，又谈何容易！首先碰到的是史料的匮乏，当时象实录一类的书还是手抄本，多藏在豪门士绅之家。

谈迁必须托人情.走后门，才能借阅或允许抄录。有时事先讲好了的，可是早上去了等到晚上也见不到主人的面，只得扫兴而归。

偶尔借到了珍本，人家不让带走，他只好从袋子里掏出纸笔，就在人家书房里抄起来，东家的白眼也只能装作没有看见了。 除了借书、抄书，谈迁还到处寻访古迹轶闻，每有所得就记在纸上。

日积月累，案头上的稿子越积越厚，终于在1626年3月，经过他的精心编次，一部一百卷的《国榷》初稿完成了。他在自序中高兴地写道：“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

间窥诸家编年，于伪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性。”但是，谈迁并没有在成就面前止步，他以一个史家严肃的态度，不断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增补。

听说哪里有新的材料，便背上行李、雨伞、干粮，去抄录，即便是步行百里也在所不辞。特别是明亡之后，他怀着对故国的思念，以一个爱国遗民的感情，来收集补述崇祯、弘光两朝的史实，终于求得了先朝历史的完整。

全书前后修改了六次。尽管谈迁没有钱将它刊刻问世，但是这部手稿凝聚了二十多年的血汗，得来是多么不易啊！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它竟然不翼而飞，怎能不让他呼天喊地，痛不欲生呢？ 谈迁是个坚强的人，他大哭一场之后，擦干了眼泪说：“吾手尚在，宁已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从零开始，又千起来了。

他以《实录》为基础，找来不同的本子作参考。尽管年纪大了，已非当年那样精力充沛，但他仍然是不避酷暑严寒，风尘仆仆奔走于嘉善，归安、吴兴.钱塘之间，为夺回他失去的《国榷》奋斗着。

有志者，事竟成。又过了几年，在他六十岁那年，一部新的《国榷》又写成了。

使谈迁觉得不足的是崇祯一朝史事，没有实录，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毕竟不失可靠。如果能到北京找些当事人核对一下就好了。

去北京，又谈何容易？光是路费和食宿之资就无从筹划，只能想想而已。也是天从人愿，恰好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

谈迁虽然年事已高，还是满口答应下来，带上书稿就同朱之锡北上进京了。 到了北京，谈迁除了替朱之锡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为他的《国榷》收集材料，一有时间，就去寻书访人、探寻遗迹，脚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旧兴致勃勃，简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难、疲劳为何物。

前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的门客，他几乎遍访无遣，就连当年祟祯邸报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对书稿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东家朱之锡说他“踵副其目，腕酬其踵”，谈迁真是充分调动了脚、眼、手的积极性。

脚顺着眼睛奔跑，手又忙着记录所见所闻，其辛苦可想而知。他这个南方人，在沙尘四起、人多如蚁的北京，生活很不习惯。

地位的卑微又加不善交际，给他带来无限的苦恼。致使他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但是他真正做到了贫而无怨，泰然处之，并且最终从收集到的丰富史料中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国榷》这部书稿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自发，犹事数行书。”

这便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1656年2月，六十多岁的谈迁，回到家乡。

大约第二年就去世了。《国榷》一书由于清初统治者压制民族反抗运动，大兴文字狱，一直不能公开刊印，很少有人知道。

直到解放后，1958年12月，才第一次排印出版。历史学家谈迁一生的治学艰辛才得到人民的尊敬。

《国榷》作为明代信史也才得以传世。

7.谈迁写《国榷》的小故事

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入睡了，只有钱塘江还在响着震耳的涛声。

老秀才谈迁觉得周身不适，只好一改平日夜读的习惯，倒在床上昏然入睡了。他哪里想到，此时小偷正躲在屋外枣林里，等待时机呢。

谈迁家徒四壁，小偷抱起床头的箱子。三步两步钻进枣林，无影无踪了。

小偷偷走的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老秀才二十几年的心血——《国榷》的手稿。 当谈迁发现他的书稿被窃，顿时觉得世界在他面前倒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哭着：“噫！吾力殚矣！”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惨重。

老秀才两眼死盯着放过书箱的地方，二十几年写书的甘苦，一齐涌上心头…… 谈迁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守孝在家，对着孤灯伏案苦读。

为着他嗜书如命，人们都笑他有书癣。有时替人家办事，东家送他一部书，他会高兴得不得了。

他博览群书，那怕是坏书世要读上一遍。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特别是有关明朝的史事。

守孝期间也读到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纪》，觉得写的实在太差，史事错讹，见解肤浅，哪算得“通纪”？就是《明朝实录》，也颇多不实之处，多是几经删节，窜改，黑白颠例，是非混淆；隐去了历史真相，哪里是“实录”？所以他下定决心，自己动手，编出一部信实可靠的国史，留给后世。 一个家境清贫、仅靠为人作记室来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想编修一部明代编年史，又谈何容易！首先碰到的是史料的匮乏，当时象实录一类的书还是手抄本，多藏在豪门士绅之家。

谈迁必须托人情.走后门，才能借阅或允许抄录。有时事先讲好了的，可是早上去了等到晚上也见不到主人的面，只得扫兴而归。

偶尔借到了珍本，人家不让带走，他只好从袋子里掏出纸笔，就在人家书房里抄起来，东家的白眼也只能装作没有看见了。 除了借书、抄书，谈迁还到处寻访古迹轶闻，每有所得就记在纸上。

日积月累，案头上的稿子越积越厚，终于在1626年3月，经过他的精心编次，一部一百卷的《国榷》初稿完成了。他在自序中高兴地写道：“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

间窥诸家编年，于伪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性。”但是，谈迁并没有在成就面前止步，他以一个史家严肃的态度，不断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增补。

听说哪里有新的材料，便背上行李、雨伞、干粮，去抄录，即便是步行百里也在所不辞。特别是明亡之后，他怀着对故国的思念，以一个爱国遗民的感情，来收集补述崇祯、弘光两朝的史实，终于求得了先朝历史的完整。

全书前后修改了六次。尽管谈迁没有钱将它刊刻问世，但是这部手稿凝聚了二十多年的血汗，得来是多么不易啊！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它竟然不翼而飞，怎能不让他呼天喊地，痛不欲生呢？ 谈迁是个坚强的人，他大哭一场之后，擦干了眼泪说：“吾手尚在，宁已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从零开始，又千起来了。

他以《实录》为基础，找来不同的本子作参考。尽管年纪大了，已非当年那样精力充沛，但他仍然是不避酷暑严寒，风尘仆仆奔走于嘉善，归安、吴兴.钱塘之间，为夺回他失去的《国榷》奋斗着。

有志者，事竟成。又过了几年，在他六十岁那年，一部新的《国榷》又写成了。

使谈迁觉得不足的是崇祯一朝史事，没有实录，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毕竟不失可靠。如果能到北京找些当事人核对一下就好了。

去北京，又谈何容易？光是路费和食宿之资就无从筹划，只能想想而已。也是天从人愿，恰好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

谈迁虽然年事已高，还是满口答应下来，带上书稿就同朱之锡北上进京了。 到了北京，谈迁除了替朱之锡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为他的《国榷》收集材料，一有时间，就去寻书访人、探寻遗迹，脚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旧兴致勃勃，简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难、疲劳为何物。

前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的门客，他几乎遍访无遣，就连当年祟祯邸报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对书稿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东家朱之锡说他“踵副其目，腕酬其踵”，谈迁真是充分调动了脚、眼、手的积极性。

脚顺着眼睛奔跑，手又忙着记录所见所闻，其辛苦可想而知。他这个南方人，在沙尘四起、人多如蚁的北京，生活很不习惯。

地位的卑微又加不善交际，给他带来无限的苦恼。致使他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但是他真正做到了贫而无怨，泰然处之，并且最终从收集到的丰富史料中得到了欣慰的补偿。

《国榷》这部书稿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自发，犹事数行书。”

这便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1656年2月，六十多岁的谈迁，回到家乡。

大约第二年就去世了。《国榷》一书由于清初统治者压制民族反抗运动，大兴文字狱，一直不能公开刊印，很少有人知道。

直到解放后，1958年12月，才第一次排印出版。历史学家谈迁一生的治学艰辛才得到人民的尊敬。

《国榷》作为明代信史也才得以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