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不久前，笔者与同事一行赴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及印尼棉兰调研。此行本为学术考察，却意外收获了一段段关于“根”与“魂”的故事。串联起这些故事的，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

在吉隆坡的华人社区，在槟城的百年老宅，在棉兰的华人会馆，几乎每一位与我们交流的当地华人，都会主动提起这部电影。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老先生的讲述令笔者至今难忘，他那些从小只接受英语教育、几乎不谙华语的华人同学，因为这部电影，对自身祖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开始寻找途径寻亲、探访家族的发源地、追溯渊源、寻觅祖屋……深埋内心的民族与家族情怀，如笋尖破土。一部电影的“破圈”效应，何以能穿透语言的壁垒、跨越代际的鸿沟？这背后折射的正是文化吸引力的深层逻辑，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民心相通的真切图景。

长期以来，我们谈论文化影响力，往往习惯于西方“软实力”的话语框架。然而，《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反响，却揭示了一个更为本质的维度，真正有效的文化吸引力来源于自下而上的“共鸣”。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等国的华人圈中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共振，关键在于它触及了一个超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命题——对根的追寻。对海外华人而言，“根”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具体的家族记忆、祖屋的一砖一瓦、族谱上的一个个名字。《给阿嬷的情书》以温情而不煽情的方式，将这份寻根的情感具象化、故事化，让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语言能力的华人观众，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

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朋友告诉笔者，他的一位朋友过去已经完全“西化”，但看完这部电影后，第一次主动问他：“我的祖籍在福建哪里？我能去哪里找到我爷爷的爷爷住过的地方？”这个问题看似朴素，却意味着一种文化觉醒。当文化产品能够触发这种自觉时，它的影响力便不再是“软实力”所能概括的。它是一种文化“心引力”，直接作用于个体深层情感认知结构，唤醒代际传承中处于“休眠状态”的文化身份基因。这种文化“心引力”的效应，在印尼棉兰同样存在。棉兰是印尼华人聚居的重要城市，当地华人社团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电影上映后，社团接待的寻亲咨询数量明显增加。但有人幸运，也有人失望。一位棉兰华人青年不无遗憾地说，他的好朋友十分幸运，成功联系上了中国境内的家族亲属，而自己家族的谱系线索已经完全中断。

《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及在东南亚产生的“寻根热”，为我们思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提供了几点深层启示。第一，情感共鸣是跨越隔阂的最短路径。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多元性。有坚持华文教育的“华校生”，也有完全接受英文教育的“英校生”；有精通中华传统文化的“老侨”，也有对祖籍国知之甚少的“新世代”。面对如此多元的受众，宏大叙事往往难以穿透，而聚焦个体情感、家族记忆的文化产品，却能跨越语言、教育和代际的壁垒，直抵人心。

第二，文化认同的重建需要“触发器”。对于许多东南亚华人而言，中华文化认同并非不存在，而是处于“休眠”状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发挥的作用，正是那个唤醒沉睡认同的“触发器”。这提示我们，人文交流不应仅仅满足于“提供内容”，更要思考如何创造能够触发文化自觉的“关键时刻”。

第三，民间自发的文化追寻，是民心相通的真正根基。那位马来西亚华人老先生在讲述同学寻亲故事时，眼中闪烁的光芒，让笔者感受到这种自发力量的温度与厚度。这告诉我们，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需要更多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民间使者”，在官方议程之外开辟一条更为柔软、更为持久的心灵通道。

当然，一部电影的影响力终究有限。《给阿嬷的情书》引发的“寻根热”，能否转化为持续的人文交流动力，取决于我们能否将个案的成功经验系统化、机制化。在笔者看来，至少可以鼓励更多聚焦“共同记忆”的文化创作，以艺术的方式激活这些记忆。

离开棉兰那天，一位当地华人朋友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家族族谱。翻开族谱，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从福建南安到棉兰的几代人。最后一页，他特意留了一行空白，写着：“下一代的故事，由他们继续。”这句话让笔者久久回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民心相通，何尝不是一本正在书写的“大族谱”？每一代人都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篇章，而文化吸引力，正是那根串联起所有篇章的隐形丝线。（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