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红军长征，简单地讲就是一次军事行动，特指中国南方各路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向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大转移。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主力陆续到达陕甘宁根据地实现大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红军长征不仅是一个历时两年的战略迁徙，而且是历史乾坤的斗转星移，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的英雄史诗，它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江西瑞金，曾经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被誉为“红都”。同时，瑞金又是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系列重要号令都是从这里发出。

　　红军长征有三个彼此交织的历史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期间，调集大批军队进攻南方各个红色根据地，其中以重兵进攻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影响，南方各个红色根据地反“围剿”相继遭受挫折，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中国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

　　第二个背景，是中华民族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东北三省沦陷，热河沦陷。民族矛盾不断上升，救亡图存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最迫切的主题。

　　第三个背景，是中国革命战略中心逐步北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活动一度以南方为重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运动由南向北发展。与此同时，北方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迭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特别是遭受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的沉重打击，已经土崩瓦解；而因为日本侵华，引发东北抗日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抗日斗争力量的兴起，北方逐渐成为新的民族救亡和革命风暴中心。

　　三重背景决定了红军长征肩负三重历史使命：挽救中国革命危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并实际完成中国革命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由南向北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当年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 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的适时北移，是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

　　所以说，红军长征由此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退却，而是中国革命在重大历史关头为自身生存和民族前途作出的一次伟大战略选择。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从瑞金出征，揭开战略转移的序幕。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以及相关部队陆续从瑞金等地向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集结出发地。

　　离开经过多年牺牲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无论是对红军将士，还是对苏区群众来讲，都是一场黯然的离别。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指出：如果说过去红军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内部受防御战役所掣肘，那么现在已有可能转而采取机动作战的策略，采取更加积极的反攻行动，掌握了主动权。如果说过去的重大缺点是红军各部没有彼此配合行动，那么现在，红军在最近转移之后，其主力就可能同其他部队更好地协调作战，因而大大提高其战斗素质，打更多的胜仗，开辟更广阔的革命根据地。长征最终胜利的事实，恰恰验证了这一预判。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不仅是一次有准备的转移，也是一次有组织的全国红军战略行动。不同部队从不同区域出发，却都服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整体部署。与此同时，还有1.6万多名红军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抵抗、阻击国民党军。没有这些部队的牺牲和奉献，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要顺利冲出封锁线，是难以想象的。

　　这也是理解红军从瑞金出发最重要的一层意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党和红军没有出现分崩离析，而是依靠统一领导、统一号令和顾全大局完成战略转移。毛泽东同志后来谈到党内路线分歧时也指出，即使对具体路线有不同认识，在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也不能因为内部争论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组织性和大局意识，是中央红军能够踏上长征路的重要保证。

　　所以，红军长征的第一个胜利，就是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机关成功冲出敌人的层层包围。没有这个胜利，就没有此后长征的一系列胜利。瑞金因此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依靠统一领导和坚定信念，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新路、一条生路的历史起点。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