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著

　　我在1962至1963年间加入了书画社，原以为开始了一种既能画画又有收入的挺滋润的生活，实际上不是。本质地说，我从这一步才是真正地走进了社会，从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走进了很实际的生活，就像从平静的陆地纵入大海。

　　任何行业都有高端和底层，我到了底层。我不是画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画画的，没有人会要我的画。我只是做一些与画相关的加工性的赚钱糊口的活计。比如纸扇、竹帘画、书签、灯片、茶叶盒、廉价的绢镜心、鼻烟壶、玻璃画……几乎是人家要什么我画什么，甚至有什么活就干什么。要一枝花就画一枝花，要几竿竹就画几竿竹。当时的中国不是商业社会，即使在荣宝斋艺林阁，张大千和齐白石的条幅也仅仅是百元一幅，而这种上百元一幅的画往往在店里放上几年也没人买。我们画的小书签最多只能几分钱了，主要还是“出口”卖到香港。那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

　　再有，我们这种画的活计不多，需要四处去找，有了业务，由严老师分。严老师自己不画，他给我们师兄弟的画面上题字，提取题字费。他的楷书写得好，题字很像样。可是书画社刚成立，活不多，逢到缺风少雨的时候就有什么干什么了。我们是计件干活的，比方画草帽，这可是很苦的活儿。草帽是出口非洲的，价钱低廉，加工费就更低，每人每天至少画一百个。而且草帽是用草辫编的，凹凸不平，在上边很难画，况且用的是油画笔和黏稠的油漆，这些工具材料过去从未用过。不干活没钱，人总要赚钱吃饭，不能饿着，为了生活必须干。这样，我们天天骑车到老城北的一个草帽厂，从早干到晚。车间很大，草帽堆成山，草帽怕火，冬天不能用炉子，只能身上裹一条破毯子。手太冷，戴手套不能画，便剪去半截手套，手掌还行，手指冻僵，常常捏不住笔。夏天里更难受，车间里热如蒸笼，浓烈的油漆的气息灌满肺里。我天生大大咧咧干活粗粗拉拉，总是弄得两条腿全是彩漆，每天下班都要用棉纱和煤油洗腿，引得同昭大笑，说我是“迷彩腿”。

　　书画社干的活虽是“画”，但与绘画艺术无关。比如画书签，要先画样子，若被买家选中，一个样子画一百张，有时二百张。可是每一张都必须与样子相同，像印刷的那样。我可受不了这种千篇一律的束缚，画着画着不经意就变了。原来停在岸边的小船，忽然跑到江心；原先在绝壁上是一些松树，叫我兴之所至，变成一块烟云。这样一来，整体看上去就有点乱七八糟，买主不高兴，常常退回来叫我重画。

　　我最感兴趣的是跑到睦南道，与同昭一起画书签。在光线通明的客厅里，我们守着一张小方桌面对面坐着。我画山她画水，她画花我配竹。她喜欢画花鸟书签，花鸟书签也更讨人喜欢，但我们没学过专业的花鸟，严先生就叫我们到天津美术学院的溥佐先生和张其翼先生那里去学花鸟。二位先生平日在美院上课，周日在家教画授徒。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