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广东韶关）

我长期在广州生活，已有若干年没有回家乡韶关过年了——我一般在其他长假回韶关，或者接家人来广州过年，带他们感受大城市的热闹。不过，小时候的韶关春节，那种回忆是深刻又隽永的。那是勾兑着强烈时代特色与地域风俗的春节，回想起来，还是美滋滋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粤北，我家里算是小康。那时，过年会全家买新衣服，漂亮的新衣服，平时不穿，只有在下一年过年才穿。我年年长高，所以前一年买新衣的时候，要特意买大一号，预备着明年过年再穿；但到了第二年过年的时候，又小了。

因此，我每年过年都穿着不合身的、昂贵的新衣，总是不得劲。好处就是，我不止一次从大衣口袋里翻出来去年的红包，还有“馅”，又可以偷偷摸摸买零食了。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大约是在我三四年级时的那一次过年吧。妈妈带我买新衣，我不看那些红毛衣，也不看那些红外套，却相中一件红色的毛呢连衣短裙。她反复劝我，韶关冬天是零摄氏度左右，又阴又冷，短裙不实用啊！但我偏不，我偏要。过年我就要美美的！最后，妈妈妥协了。但因为太冷，那个春节我没有穿，第二年就已经穿不下了。那条裙子我一次也没穿过。

至今我还记得那条童装红裙的美丽，好心疼啊！

这样的故事，这一代的孩子已不会出现了，因为随时都可以买衣服，买了新衣服平时也会穿，也就没有机会摸到去年的红包了。

另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过年前的全家大搞卫生。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既辛苦，又必需。

事实上，平时的家庭卫生一般都是妈妈做，随时扫地、拖地、擦窗子，我们都在她的庇护之下偷着懒。但是，春节前的清除具有团结家人的意义，我们会被要求去擦高处的窗玻璃、防盗网，会绑着扫帚去扫阳台的屋顶，会把沙发和家具家电都挪开全屋清扫，要配合着爬到高处把吊扇一叶一叶擦干净，还要把窗帘、蚊帐都拆下来全部清洗。这些工作，是需要三四个人合起来干一整天的。

“年二十八，洗邋遢。”这是广东的民俗，必须用粤语念才顺口。只有完成这一步，才算是除旧迎新，大步迈过。

现在，我就算回去也很少干这样的活了。我们会直接请保洁阿姨来做深度清洁，一般一个月一次，不用忍到过年再彻底打扫了。

留在记忆里的年味，还包括很多“特供”给春节才会做的小吃。说实话，这些东西现在在网上还能买到，但已经很小众了。而且，春节小吃的趣味，在于我们要亲手做，要全家一起做，还要用它们当伴手礼馈赠亲友；吃，倒是其次了。

一种叫糖角。它很像饺子，我们从和面开始，摊薄成面饼，用茶杯印出一个一个圆的饺子皮，包上花生芝麻白砂糖这样的馅，像饺子一样包好边之后，放在油锅里炸。炸出来之后，又香又甜又硬。一般一做就是十斤。

一种叫蛋散。面粉、鸡蛋和在一起，想好吃就多放鸡蛋，想省钱就多放面粉，咸口味，很酥脆。

一种叫糖环。韶关一带用糯米粉油炸成环状，可以扭成各种圆形花纹。甜咸两种口味都有，又硬又脆。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过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欣喜地发现里面记载了粤北“岁除祭灶，以糖为饼，云粘灶君牙”，并附诗：“爆竹交残岁，春灯焰夜光。”咱们过年时喜欢甜食，原来是有这个渊源的。

哎，每次做这些的时候，大人都累得半死，我们小孩一边帮忙一边捣乱，还没做好就偷吃。做好后，走亲访友就送几斤自家做的；回家时，又会带上别人做的不同口味。

前段时间，我忽然想起至少二十年没有吃过这些玩意儿了，于是上网挑了一些口碑好的糖角、蛋散——确实失望。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我对它们的回忆有太强的情感滤镜了。就像慈禧在西狩（逃难）时吃到的馍馍，觉得是天下最好吃的，但回宫之后，馍馍加了半碗糖还是不够甜一样，那是时代和经历给它打上了一层柔光。

粤北的风俗还有不少，像舞春牛、初一“行大运”、舞狮舞龙，还有自家买肠衣制腊肠、晒腊鸭，都是过年的必备。

总的来说，韶关地区主要有两种民系文化汇聚，一个是广府文化，市区居民为主，讲的是粤语，餐饮风俗与广州无异；一个是客家文化，讲的是客家话。我家属于广府民系的，从小讲广东话；所以，我的普通话自带蹩脚的广东口音，害得我在上大学时费了老鼻子力气才纠正。

现在，在广州几乎已经没有机会讲粤语了，交流全是普通话；我的孩子在广州出生、在广州长大，连粤语都不大听得懂。只有回到韶关，或者其他珠三角的城市，还有一点讲粤语的机会了。

有时想想，人们觉得小时候的过年氛围那么浓，其实是因为大家都经济条件有限，只能尽力在年节时，给日子涂抹上一些亮色。过年的新衣，一年一度的大搞卫生，很少会吃到的零食，现在都不稀罕了，因为随时都可以有。然而年俗无论怎么变，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对未来有期待、有憧憬，就是最好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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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编 辑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