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星报）

在刘亮程以往的文学世界，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是大的，人世间的喧哗是小的；黄昏的落日是大的，生命的离开是小的。他一次次用自然界中的“大”去反衬个人生活和家庭的重负。然而到了新作《长命》，故事赋予生命另外的意义。他只想着轻盈地飞翔。

记者：小说中现实世界与通灵世界并行叙事，构建了生者与逝者的完整世界。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叙事方式？

刘亮程：《长命》的故事早就隐藏于心。小说家不缺故事，甚至是一出生就掉在故事堆里，或者就在故事现场——从古至今累积在人世间的故事中。找到叙事方式小说才能生存。怎么找到妥当的讲述方式是作家面临的问题。古代作家有现成的讲述方式，比如章回小说，但也需要不断创造新的讲述方式。

《长命》是两个声部的讲述：一个声部是魏姑——腹语或者心语。在心中永远不会说出来。每个人都有万千这样的语言。我们能说出来的语言是很少的，愿意说出来的也很少，不被说出的语言是最多的。魏姑代表了这样一种人，她和外面的世界是不能交流的。她看到的世界说出来别人也不相信。既然这样，就用腹语的形式“说出来”。这种言语方式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在叙述中找到了自己，一写到魏姑就来精神；如果没有魏姑絮絮叨叨的提振，《长命》即使写下去也是没有精神的小说。另一个声部是长命，是琐碎的、踏实的、温暖的，每一代人都不能错过的一天天、一年年、一代代往下过的日子。在我的叙事过程中，这两种语言、两种方式交替出现，融为一体，完成小说的叙事。

记者：所以说《长命》只能是属于刘亮程的作品。

刘亮程：小说写作有它的神秘性。一旦讲出，就是不能没有这样一个故事。优秀的文学都是世界的不曾有。一旦出现，便是这个世界的不可不有。这部小说我最先写了开头一段，写出来就知道我有兴趣把长命的故事写下去。小说看上去是作家在经营结构。其实每一部小说有天生的结构，故事本身会生出自己的语言和身体。这部小说要讲述的故事只能长成这样，如果长成别的样子，可能是另一个作家的另一部小说。

记者：读过三五页后，基本就习惯了双声部的叙述方式。读的过程中常会停下来思考，收获很多生命的体悟。

刘亮程：这部小说我写得很慢，让你停留的句子，也是我写得慢的句子。它们是写作中自己生长出来的。在它生长的时候，我也停住笔。我被小说中生长出的莫名其妙的句子感动，当我的句子停住，就感觉降神了。

记者：这样如“降神”的状态在您之前的写作中有吗？

刘亮程：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常有这样的状态，在文学中叫出神入化，或者叫神来之笔。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屡屡发生，每个作家都有写作降神的时刻。所有的作家都期待这样的时刻：希望每一段、每一句都如降神——怎么可能呢？我们用现实故事作为题材写小说时，小说就成为现实。作家必须在你的小说中老老实实地生活，让故事活下去。在此期间大部分都是平常的，有如神助的时刻是你的语言灵光闪烁、飞起来的时刻。

记者：《长命》写了探寻生命的来处，也写了生命完结之后的归宿。对于祖宗、子嗣的理解在小说书写中是如此地切实具体。读完《长命》，让我们对生和死同样充满敬畏，尤其是对于生命逝去之后的灵魂安放有了新的理解。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也写了很多死亡。那个时候死亡是别人的，没想过有一天也在自己身边。小说里魏姑说，“以前村里有宗祠，家里的供桌上有祖宗灵位，个人的命连着祖先和子孙的命，每个人都在祖先那里有千岁，在子孙那里有万代。人不在世了，还活在宗祠、家谱、祖坟和子孙的惦记里。”现在这些宗祠灵位都没有了。人只剩下从生到死这么浅薄的命。相对于自然界的万千生命，我们人有足够长的命，但是这足够长的命在我们看来又如此之短，再长的命也仅仅是从生到死这样一个生命期限。这就容易让一个人去思考，我们何以获得一个更长的命？其实这个更长的命，在我们文化中已经被祖先所修成，这就是《长命》中所写的，每个人短浅的此生都连接着祖先的千秋万代和子孙的万代千秋，我们个体的短命连接着祖先的长命和子孙的长命，我们的命因此而长。这也是《长命》的立意。

记者：书中反复强调“死在生的间隙里”。怎么理解？

刘亮程：我们的文化和宗教创造是向永生而生。我们在葬礼上，也是说人“走了”，或“往生”了。相对于其他宗教的轮回与天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中，人“走了”之后归入祖先，是中国人都能看到的一个去向。在向死而生中创造永生，所有文化宗教都在创造生。

记者：小说中的风景没有刻意描写。天山的出现也是寥寥几笔：“水坝高高地横在河滩中央，坝上方层叠向上的天山山脉，像一道比一道更高的坝。”新疆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如何影响了您的叙事语言和主题选择？

刘亮程：我的小说和散文中没有专门写风景，这些风景内在化地融合在文本中，只是隐约地存在。小说中天山、戈壁、河流和招魂路上经历的荒野驿站等等，一两笔带过。

天山这个意象第一次真实地出现在小说里，在散文中没有出现过。其实我待的村庄就在天山附近。我在天山脚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觉得天山没有办法放进文字中。不是这座山太大，村庄放不下，也可能在我的村庄中它太小，更大的是一片树叶，一只虫子，早晨的一缕阳光……还有白天、黑夜、翻过院墙的树影等等。我把天山写入小说时，它便只属于我的小说了。很多写作者喜欢贴地域标签，山水、草原、大地——作为一个词纳入到文章中去。当然这种写作、这种地理的出现可能有助于文章传播，从另一方面讲，地域的标签也变成一种障碍，让文字本身变小。我的文字是否适合它？地域再大，如果在不适合的地方出现，它就是小的。把自然妥当地安放在文字中、供奉在文字中，是写地域的一种态度，也是我写自然的一种态度。

记者：您一直在写大地、生命的哲学和诗意。无论散文《一个人的村庄》还是今天的小说《长命》，万物平等，一切生灵都值得敬畏。这一点好像从来没有变过？

刘亮程：没变过。这不是迷信，心中要有比现实更高的存在。现代科学归纳为造物。比如量子力学，人类对自然、对最小自然的探究越多，我们越相信造物。

记者：在《长命》的结尾，庙没能修起，钟也没铸成。长命说“当我走到曾经挂着大钟的榆树下，看那根以前挂钟的粗壮树枝，我没铸成的那口钟早已挂在上面。我看见曾经被钟声震颤的树干，无数个秋天的叶子曾在无数的钟声里长出、凋零。这样来来回回地走动时，我变成一个心中有钟的人。”您如何理解小说中铸钟以及钟声的意义？

刘亮程：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中国人是听着钟声长大的。那时候每个村庄都有钟，召集村民也是敲钟。我们说洪钟大吕，钟声可以传得很远，可以上达天听，被神灵听见，当然也能被远远近近的人听见。钟声陪伴我们长大，陪伴我们这个民族长大。自古代传到今天，陪伴了我们数千年。我们民族悠久的记忆中有钟声，钟声曾连接一个又一个村庄，也曾连接着一代代人。

记者：然而长命终究没有铸成钟。而魏姑在给人看风水时，建议不搬离老宅，因为“人聚一窝子气不容易”。包括小说中对生态的保护，似乎隐喻了很多——这些文本外的阐释是过度吗？

刘亮程：文学的意义在于文学表述本身。在小说内部创造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文学做到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解读都是读者的，和文本没有关系。赋予文本其他的意义，有时候也是冤枉文本。对于我写的这部小说，村庄里的那个院子已经非常自足，夜里经常回到院子的祖先、照进来的月光、刮进来的微风……小孩子在这里长大，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生活，这就是人世间的院子。我塑造的院子本身大于你说的隐喻。小说里呈现的院子，是小说最大的存在。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有时看似宏大的解读，实际是在往小处解读。小说里的那条河，一年一年流过村庄，流过村庄的岁月，甚至一个一个时代，包括未来……流过了所有的这些，还将继续往前流。如果赋予她单一的意义，这条河就变小了。读者老想从文学中找答案，但文学没有答案，唯一通向文学的答案是辽阔、悠远、温暖，地久天长、地老天荒，这是文学之河流淌的方向。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