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聚焦西藏风马的研究算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谢继胜和这部著作的主要作者，已经在文明探索的道路上走过了30余年。这30多年里，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歇，几乎踏遍了青藏高原与丝绸之路的每一处地方。从海拔高耸的古寺遗址，到摩崖碑铭与壁画留痕，每一次寻访、每一次记录，都为后来的研究积攒下坚实的一手资料。而凝结这份坚持与积淀的，正是《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这部作品。

该著作以汉藏早期文明交流为主干，在广阔的历史、文化与地域背景之下，梳理七至十三世纪唐、宋、吐蕃、辽、回鹘、西夏、南诏大理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史实，建构具有学理逻辑的汉藏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叙述与文明史观。

不同于传统的文明史著作，《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选择了一条“以物证史”的路径。“全书的主要内容是以作为文物形态存在、具有时空属性的摩崖碑铭与造像、寺塔石窟及壁画等为纵向线索，穿缀国内发现的传世文物。”该书运用考古学、艺术史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文字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记录、整理与个案研究，最终聚焦到“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交流”的中心议题上。

对于书中提出的“汉藏文明”这一概念，谢继胜解释说，“汉藏文明”是汉藏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客观事实。“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交流”不是单纯地讲‘汉’与‘藏’各自的文明史，而是指汉藏文明交流史本身及其伴生的多民族文明交流史。

图为谢继胜在《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托林寺红殿壁画研究：历史、图像与文本》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上做成果介绍　摄影：张艺彤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由我国各民族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水乳交融般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共同创建。”谢继胜与团队表示，基于我国多民族共创文明史的视角对中华文明史的重新审视有助于建立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客观史实的话语体系，更有利于增强多民族国家的核心认同。对此，研究汉藏多民族文明史对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多年的田野调查，无数次的文献梳理，谢继胜和团队坚持以确凿的文献与图像史料为根基，重视民族文字史料的运用，更不忘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审视中华文明与汉藏多民族文明的关系。

以往把持话语权的西方艺术史界，将十一至十三世纪西藏艺术视为印度-尼泊尔艺术的附庸，进而割裂此时期高原上的西藏艺术与中国内陆其他多民族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误读将西藏艺术为代表的西藏文明精髓归之于南亚印度尼泊尔系统传承，是以外在的表现形式掩饰了其中的精神本质。对此，谢继胜与团队在书中正本清源，驳斥西方学界的片面认知，更突出了当下学术研究中的“中国话语”。

“我们希望利用留存的藏汉文物资料构建汉藏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以理服人，增强中国学者主导西藏文明史研究的话语权，更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汉藏文明交流的客观史实。”（中国西藏网 实习记者/张艺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