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西半球列为优先事项，对于这种转变和调整，美国国内战略界一些人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转过弯来。事实上，就在新版国安战略报告出炉之前不久，拜登政府时期的两名前高级官员还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强调欧亚大陆正在经历秩序重构，敦促华盛顿重新审视并设法维系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还提出“整合战略”“跨域安全”等新概念，通过将非美国主导下的区域合作视为现实挑战，呼吁美国通过强化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联动，绑定欧洲安全与亚太安全框架，对冲域内大国影响力的增长。类似这样的思维和论调，显然是要表达对美国现任政府淡化对盟伴安全保障等做法的批评，被冠以所谓“欧亚新秩序”等名目的设想也是换汤不换药的霸权护持方案，其中充斥着地缘政治思维的旧套路，把地区国家追求战略自主、大国间良性互动和区域合作的整体进程，歪曲为对美国的潜在挑战和威胁。这种论调的根本目标，就是重新塑造以美国为中心、以欧亚国家为从属的依附关系和等级秩序，与多极化时代潮流形成尖锐对立。

之所以称其为“旧套路”，是因为这套逻辑深深植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地缘政治构想。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控制心脏地带即控制世界岛”的陆权论，到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掌控边缘地带为关键”的中间主张，再到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划分“棋手国家”与“支轴国家”的操纵思维，西方世界及其当前主导国家美国从未跳出将欧亚大陆视为“博弈棋盘”的僵化认知。即便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这种基于地理分割与势力范围划分的思维以及“美国缺席即混乱、美国主导才安全”的二元逻辑，仍主导着美国部分战略界人士的基本认知。

拒绝承认欧亚大陆自主整合的历史大势，是这类思维和逻辑最致命的问题，也使其陷入强行拼接的战略悖论。乌克兰危机被视为牵动欧洲、防止其实现战略自主的抓手；“印太战略”被视为牵制亚洲、遏制中国的手段；推动北约“北扩”与强化在亚太“存在”的叙事构建，成为“大西洋—太平洋跨区域联动”的基础结构。这种强行拼接的战略联动具有三重目的：一是让欧洲无法脱离对美国的战略附庸轨迹；二是让亚洲无法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合作；三是让欧亚大陆内部的所有制度创新都被贴上“挑战美国秩序”的标签。所谓的“欧亚新秩序”推崇的不是合作，而是分割；不是整合，而是对抗；不是安全，而是制衡，这也是类似论调充满自我矛盾的根源。

其中一个荒诞之处，就在于持这种论调的人始终从大国竞争的依附关系和等级秩序观审视欧亚互动：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覆盖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始终以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却不断被他们污名化；金砖国家持续扩大本币结算规模并探索跨境结算方式，对全球金融秩序失衡进行合理修正，却反复被曲解；中亚国家整体加强对华合作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致力于互联互通建设的国际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也频遭妖魔化。在这种等级秩序观下，非美国主导的合作就是“秩序对抗”，非美国参与的规则制定就是“战略挑战”，地区国家在战略自主意识驱动下与其他大国合作，则被归纳为“风险”。

不难看出，美国或西方战略界一些人脑海中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秩序想象，与当今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多元化的时代潮流明显背道而驰。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及地区其他主要国家对于亚欧大陆秩序构建有着颇为清晰的认知框架与政策逻辑，强调突出地区国家的主体性、地区稳定的共生性以及地区发展的融通性，始终以共同体视角审视自身与地区的关系，彻底跳出“控制与被控制”的霸权逻辑。

首先是坚守地区国家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通常使用“亚欧”而非“欧亚”称谓，这一细节背后是对亚洲国家主体性的尊重，是对“共同发展”而非“势力争夺”叙事的坚守。在实践中，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现代化发展战略对接、互联互通合作规划等，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多双边合作的核心议题。在上合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区域合作平台，中国始终强调维护亚欧大陆和平与发展是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提出强化和保障亚欧大陆物流链安全等合作目标，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等，从未将地区国家视为秩序构建的被动参与方，从未将各国的集体身份认同、战略自主意识以及与其他域外国家的合作视为地缘政治威胁，而是强调这一特殊地理空间的历史连续、文化交织、经济互补。

其次是强调亚欧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作为诞生了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多元文明的“人类文明摇篮”，亚欧大陆的整合本就具有深厚历史基因。随着世界经济重心持续东移，发展动力向南拓展，亚欧大陆再次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主轴”。与美国作为域外国家搞“跨域制衡”不同，中国作为地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自身的发展离不开亚欧，也惠及亚欧，其共生性根植于文明脉络、经济结构与现实需求之中。无论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互联互通项目打通大陆脉络，还是推动绿色转型与数字合作网络建设的成功经验，都表明中国所倡导的共谋发展和共同现代化道路，符合各方利益互嵌的亚欧现实。近年来，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国家普遍强调战略自主多元合作，旗帜鲜明反对冷战式阵营化和选边站，这些正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欧亚新秩序”等相关论调背后霸权逻辑的最好否定。

第三是共同现代化愿景更符合地区内生需求。无论进行何种话语营销和包装，美国战略界一些人设想的所谓“欧亚新秩序”都离不开在大陆边缘打造政治、安全、技术等利益链条，重新控制并主导地区国家和整个区域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强化对于安全议题的渲染鼓噪，从东西两侧对中俄进行战略遏压。然而，中国致力于推动亚欧大陆内部的经贸和交通走廊，构建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网络，锚定现代化建设这一地区国家的共同需求，强化互联互通和产业协作。简单而言，类似“欧亚新秩序”的构想或论调强调拉开距离、制造边界、固化分裂的“中心—边缘”治理模式，而中国倡导打通通道、促进流动、增强联系的发展优先互动。在实践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全覆盖；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盟以及几乎所有高加索、东南亚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或行动计划；与俄罗斯达成深化亚欧地区全方位合作和互联互通的战略共识。以上种种皆表明，以共同现代化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导向的秩序构建，更加符合亚欧地区发展的时代需求。

最后，共同体意识为秩序构建提供价值引领。从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到“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再到“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无不体现中国关于共谋发展、共促繁荣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能够跨越文化和制度差异，也能削弱地缘冲突和互信赤字，提升亚欧各国和各次区域之间的利益互嵌，以及亚欧大陆的整体韧性。在亚欧大陆长期被地缘冲突撕裂、被外部力量强行塑造的历史背景下，当美国和西方一些人仍在以“控制”“遏制”“联盟对冲”“地缘政治博弈”讨论亚欧秩序时，以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现代化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更加具有稀缺的制度创新意义。

历史早已证明，亚欧大陆的繁荣从来源于互联而非割裂，强大从来始于开放而非封锁。当美国战略界一些人继续鼓吹以“跨区联动”遏制大陆整合、以“等级秩序”维系美国霸权之时，中国以联通促合作、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促繁荣的政策逻辑，强化地区主体性、相互共生关系、各国内生需求和价值引领的认知框架，正给亚欧空间的再整合带来新可能。一个合作而非控制、互联而非封锁、共赢而非零和的互动框架，成为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景。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地区国家能否在尊重彼此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自主意识，推动符合地区发展需要和多极化时代潮流的共同体建设，为亚欧大陆的和平与繁荣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