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琉球的交往源远流长。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遣杨载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入朝进贡,中琉宗藩关系正式确立。此后二百五十余年间,明朝共遣册封使15次,使节27人。一位名叫杜三策的山东人,也因曾出任琉球王册封使必定为后人所牢记。

　　杜三策(1591年-1640年),字毅斋,号槎仙,东平县大羊乡三旺村人(一说丁坞村人。三旺、丁坞两村南北相望,间距不远,皆有杜氏后裔繁衍生息)。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历任兵科给事中、户科左给事中、大理寺卿、天津巡抚等职,性格狷介,为政清廉,疾恶如仇,不畏权贵,忠于职守,关爱百姓。他虽然没有旷世业绩,却以出使琉球国、册封琉球王的经历留名后世,又以刚直忠勇的从政风格备受后人推崇。

　　□孙晓明　孙辰龙

琉球请封

一段跨越海洋的忠诚

　　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中国和琉球宗藩关系正式确立后,琉球新王继位必遣使请封,以获得明朝认可,确立其统治合法性。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掳尚宁王至日本,迫其称臣。琉球由此进入同时向明朝与萨摩藩称臣的“两属”时期。即便如此,琉球仍坚持奉明朝为宗主国。泰昌元年(1620年)尚丰继位后,多次遣使请封。

　　然而明末内忧外患交织,流民起义此起彼伏,后金势力不断南下,国库空虚至无力建造册封舟船。《明史》载,天启三年至六年间,尚丰屡次请封未果,“是时中国多事,而科臣应使者亦惮行,故封典久稽”。

　　直至崇祯即位,重视传统宗藩关系,力排众议决定遣使。经慎重遴选,杜三策被任命为正使,杨抡为副使,开启了这次意义深远的册封之旅。

封舟渡海

生死之间的使命

　　杜三策接受使命后,于崇祯二年(1629年)抵达福州,开始筹备出使事宜。册封琉球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建造封舟。按照惯例,册封使船必须规模宏大、装饰华丽,以彰显天朝威仪。然而,当时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建造如此庞大的船只实属不易。

　　以往的封舟一般长约十五丈,宽约二丈二尺至二丈六尺,深约一丈三尺至一丈四尺,多为三桅,可载三百至五百人。杜三策这次督造的封舟规模空前:“长二十丈,宽六丈,入水深五丈,五桅,约七百人有奇。”这样巨大的木帆船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建造如此庞大的封舟,不仅需要巨额资金,还需要大量优质木材和熟练工匠。福州当地的官员百姓都被动员起来,采办木料、招募工匠、筹备物资,整个工程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崇祯六年(1633年)春,这艘巨大的封舟才终于建成。

　　是年六月,杜三策率领五百余人的使团在福州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后,正式扬帆启航。船队由闽江口的五虎门驶出,进入茫茫大海。初时风平浪静,“日丽风和,海波如镜”,使团成员们还在船上商议册封礼仪,神态自若。然而好景不长,当封舟驶入外洋后,情况骤变。

　　杜三策在后来呈给皇帝的奏章中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惊险情景:“未几,人报船入外洋,顿觉船乍涌而若浮,忽抑而若沈,左一倾,右一侧。尔时目眩头晕,若天旋地转之状,坐立不住,扶掖归床,真不但提心在口,而飞脑于千尺之蓬也。饭食尽吐,意极难堪。不独臣等为然,举船之人无不恶心呕吐者。”

　　最令人惊恐的是,航行至第七日,封舟突然“进寸退尺,迟迥半日不敢前”。在古代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异常现象往往被归因于超自然力量。船员们议论纷纷,认为可能是“龙神朝诏”,即海中的龙神前来朝拜皇帝诏书。按照航海传统,杜三策下令取长柄大牌,朱书“诏敕在船、龙神免朝”八个大字,同时又让随行道士设牲醴祭祀。果然,祭祀之后,封舟恢复了正常航行。

　　经过九天的艰苦航行,封舟终于抵达那霸港。琉球官员早已等候多时,他们设龙亭捧诏旨,隆重迎接明朝使团。杜三策等人入住天使馆后,先择日行祭王礼,悼念已故的尚宁王,然后再择吉日行封王礼。

　　册封当日的情景颇具戏剧性。清晨时分,“浓云四布”,当使团行近王城时,更是“大雨如注”。然而,就在宣读诏书的那一刹那,“天忽开霁,雨遂止”。等到册封礼仪全部完成,大雨又倾盆而下。这种巧合被琉球人视为天意,认为明朝的册封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杜三策代表明朝皇帝正式册封尚丰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予冠服、金银、绸缎等礼物。至此,继位已达十四年之久的尚丰王,终于获得了正统的地位。

归途惊魂

绝处逢生

　　完成册封使命后,杜三策一行于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自那霸返航。离港前,琉球官员馈赠重礼,杜三策恪守“却金”之节,仅收土仪为念。

　　返航之路险象环生。七月初一登船后因风阻延至初三方入外洋。初六日飓风骤起,“浪如连山,阴云黯惨”,航向尽失。更遇“无数大鱼,夹舟而行”,众皆惶惧。杜三策遂率众祈于妈祖神前,其辞恳切:“若使臣有过,当罪及使臣,岂可累及多命。”

　　祷毕,忽有异鸟自神龛飞出,“集于桅顶,向西北飞去,风浪渐平”。然至八月十一日,飓风复至尤烈,“缆绳连断五次”,船员郭芳坠海身亡,何镇重伤,舟舵尽失。杜三策述其险状:“一船之人,魂惊魄战……甚有用锥刺指写血书丐命于海神者。”

　　虽危在旦夕,杜三策犹念“奉君命而出,不得奉君命而入,非臣谊也”。询于老船员,对曰:“惟有随水漂流耳。”至八月十三夜,封舟竟逆风而行,翌日忽见福建小皇山,满船欢腾,“举手加额,欢声如雷”。

钓鱼岛归属

铁证如山

　　杜三策的琉球之行,除了完成册封使命外,还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钓鱼岛归属的重要历史证据。这一证据主要体现在使团成员的详细记录中,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随行使者胡靖在《琉球记》(全称《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中明确记载:“以六月四日从广石解缆……由五虎门出大海……过钓鱼屿(今钓鱼岛)……八日薄暮过姑米山(今冲绳久米岛)……深夜,镇守姑米山夷官远望封船,即举火闻之马齿山,马齿山闻之中山。”

　　这段关键记载显示:明朝册封使船从福建出发后,先经过钓鱼岛,然后才抵达姑米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姑米山设有琉球国的边防哨所,官兵通过举火传讯系统向琉球本土传递消息。这一细节充分证明,在明代中琉双方的认知中,姑米山是两国疆域的分界点,而位于姑米山之前的钓鱼岛,明确属于明朝疆域范围,不在琉球管辖之内。

　　胡靖的记载与杜三策奏章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虽然两处文献在起航时间上略有差异,但这正体现了史料来源的多元性。从史料价值来看,杜三策呈送皇帝的奏章具有更高权威性。在明代,臣子奏章如有不实将承担“欺君之罪”的风险,其内容必然经过严格核实。

　　清代文献也为此提供了佐证。乾隆年间翰林院侍讲周煌编纂的《琉球国志略》,在卷六《使馆》中记载:“崇祯元年,封尚丰,使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山东东平州人)、行人司司正杨抡(云南籍,上元人)”。虽然该书在出使时间上与《明史》的崇祯二年记载存在差异,但《明史》作为官修正史,编纂时参考了大量原始档案,其权威性更高。从历史逻辑看,崇祯元年琉球遣使请封,明朝经过筹备于次年派出使团,这一时间序列更为合理。

　　此外,明代的多部使琉球录,如陈侃的《使琉球录》、郭汝霖的《重编使琉球录》等,均有类似记载,均将钓鱼岛列为中国前往琉球必经之地,且明确其在中国疆域之内。这些官方文献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充分证明,最迟从明朝开始,钓鱼岛就已经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主权。杜三策的琉球之行,不仅是一次外交使命,更是中国在东海疆域行使管辖权的历史见证。这些记载至今仍是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却金守节

一代贤臣的风骨

　　杜三策一生以“却金守节”著称,其清廉刚直之风贯穿始终。出使琉球时,他婉拒重金馈赠,只收土仪,被赞“得使臣体”。这一品格源于其早年在朝中的坚持——天启年间,他屡次上疏直斥魏忠贤专权,言辞激烈,终遭削职,险遇不测。

　　崇祯即位后,杜三策重获起用,历任要职。在天津巡抚任上,他既重城防,又赈难民,“所全活甚众”,而自己离任时却“行李萧然,惟图书盈箧”。晚年致仕,他婉拒皇帝所赐金银,崇祯特敕建“却金府”彰其清节。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杜三策安然离世,葬于东平三旺村北。其墓虽在“文革”动乱年代被毁,但清《东平州志》所载墓址仍为后人凭吊之所,标志着这位不畏权贵、终身守节的贤臣最终归宿。

　　中国和琉球五百年友好往来,明清共遣使24次,杜三策出使时琉球虽遭日本胁迫仍心向中华。1879年被吞并后,琉球人民始终认同中华文化。杜三策的航程不仅是外交壮举,其文献更为钓鱼岛主权提供历史铁证,成为中琉友谊与领土传承的永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