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军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客客，客客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割小麦，割一升喂老鹰，割一角喂麻雀，麻雀生个饽饽蛋……”儿时的童谣在梦中牵着我，朝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一路回到了故乡。

那时候，我们村里只有一家打铁的——我们院子里姓何的一家。每当有村民来买铁器时，爱热闹的我们总是屁颠屁颠地跟着，似乎很风光一般。

全院子除了我们家是外姓，其余都姓何，大家都称呼这家男主人为幺叔，称呼女主人为幺娘，唯独我喊他们伯伯和娘娘。母亲说，我是半夜出生的，隔壁娘娘一听见响动，就急忙跑过来，大雪天的，急匆匆跑去喊医生，“见你是女娃，娘娘可高兴了。天刚一擦亮，就到镇上去给你爸发电报，忙这忙那的，你要一辈子都记得。”

那时的乡村，繁忙而喧嚣。满坡都是劳作的人，大大小小的，时而有粗犷的大嗓门连笑带吼散落一地，让大地变得厚实和丰盈，无休止的农活并未让大家感到艰辛和沉重。特别是伯伯一家，一边伺候着土地，还要一边固守着打铁的生意。每逢赶场天，伯伯和娘娘会带着铁器去赶集。每次一回来，娘娘都会给我带薄荷糖和麻糖，我还没吃心里就甜滋滋的。那时，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贫，伯伯有打铁的手艺，生活相对好一些。

我怕黑，每到傍晚时分，如果母亲还没回家，我不敢进屋点煤油灯，就坐在伯伯家的门槛上，双手托着下巴看伯伯打铁。随着风箱的前推后拉，那红彤彤的炉火可欢实了，照得他们家分外亮堂。那些铁疙瘩，被火烧红后，伯伯用铁钳夹出来放到铁砧上捶打，伯伯发出“嗨哟嗨哟”的声音，哥哥配合轮流捶打，声音叮叮当当，时快时慢、时轻时重，像一首交响乐曲。打一阵，又将铁块放回炉中重新烧红，接着又夹出来捶打，再打一阵，将它放入水桶，随着“吱啦”一声响，一股水雾腾空而起。我觉得伯伯真了不起，这铁坨坨经他这么一倒腾，就变成了镰刀或锄头。伯伯看我瞧得出神，就说：“幺姑儿，如果你是男娃子，我就教你打铁。”我只是笑，便跑去帮伯伯拉风箱，顿觉得自己很能干似的，能为这项神奇的工程出把力。在一边煮饭的娘娘接过话：“在你眼里，就只有打铁。”宰猪草的大哥在一旁附和：“小妹好好读书，长大了像你爸爸一样在县城工作。”烧火的姐姐则信誓旦旦道：“我和小妹说好了，长大了要去学裁缝。每年过年，裁缝师傅都会给我俩做相同的新衣服，可洋气了，当裁缝就不缺新衣服穿了。”我一有空就跑去拉风箱，有时甚至忘记了回家。我想，那时我一定是喜欢这个家的忙碌有序，喜欢这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场景，还有那洋溢着祥和兴旺的味道。

伯伯常常对几个子女说：“如果不听话，就像这坨铁，用火烧得通红，死劲摁住，狠狠地打，打得直叫唤，不成器不收手。”那时，懵懂的我似乎听明白了——不听话就要像铁一样遭打。院子里的大人遇到小孩子不听话时，就牵到伯伯这里来，一边看打铁一边受训，还问痛不痛，不听话的孩子吓得直哆嗦。

我家与伯伯家虽说有一墙之隔，其实就是竹篾泥那么厚，后来，我家的墙壁上不知何时开了一个洞。每当有好吃的，娘娘和姐姐就轻轻地喊：“幺姑儿，快来吃。”常常是母亲先被叫醒，然后再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迷迷糊糊中吃麦鱼鳅油炸粑粑，吃着吃着就清醒了，贴近洞口，我喊一声姐姐，她喊一声妹儿，一边吃一边嘻嘻地笑。第二天，母亲问：“昨晚上你娘娘给你拿好吃的，还记得不？”我直摇头，那时我们似乎不会说谢谢之类的感激话，只会把别人的好牢牢记在心里。

无论春夏秋冬，伯伯打铁从未停歇过，粗糙的乡村生活经过这么一锤打，似乎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了。

每到深夜，乡村像鸟儿收拢了翅膀，闭眼伫立，独守宁静，只有伯伯的打铁声愈发响亮，像弹古筝一般清脆悠远，伴着院子的家家户户进入梦乡。

后来，我进城念初中，就一直没回故乡生活，伯伯家的哥哥姐姐也漂泊在四面八方。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感受到那老屋生发出的温暖，古老的风箱还在拉动，火焰活蹦乱跳的模样，伴着叮叮当当的声音，缓缓流淌，绵绵长长。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