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

　　20世纪末以来，人们不断论及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知识生产、流通和消费形态，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AI技术革新更是标志着这一时刻已然来临。与此相应，有关既有学科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文科如此，理科亦然。AI的出现改变了文科以往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部分人工为人工智能所取代。虽然我在思考AI时代的文科危机问题，但为了不攻守失据，我把谈论的范围圈定在现代历史学领域。不要说对AI带来的危机进行反击，史学自身还怀抱着尚未克服的危机。在这一前提下，倡言以人文来回击AI，显得苍白而无力——我们必须同时进行两面作战。

　　第一，拥抱AI。所谓拥抱AI，就是要将史学的科学化进行到底。人工智能在挤压文科的人工空间的同时能否帮助文科开疆拓土呢？回答是肯定的。卡洛·金茨堡对史学科学化的批评很深刻。平心而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计量史学有经济学和统计学作支撑，非一些数字人文研究所能比拟。但是，当AI技术导入历史研究后，金茨堡的话亦需予以重估，因为有更大的数据库和算力支持，数字人文的计量今非昔比，AI为史学的科学化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此外，AI技术并不止于助力研究，还可以成为史学与公众之间的媒介，在促进史学的公众化方面，AI有一望无际的旷野。

　　第二，抵抗AI。在AI广泛渗透于各个领域的当下，重提史学的“去科学化”有助于抵抗AI化，这是人文学者最后的矜持。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有对“技术”根深蒂固的怀疑传统，原因不外乎技术导致知识的外在化、智能的低下。因此，在拥抱AI的同时，抵抗AI具有很大的意义。就史学而言，这种抵抗可以落实在若干层面上。

　　一是研究。Microhistory被译为“微观史”，有将该领域的重要性弱化之嫌，不如径直译为“显观史”。微观史因对小人物、小事件的关注，在将主导叙事相对化上厥功至伟，但目下的理解和实践大都流于表面，书写者凭什么说能为大众“代言”，凭什么能成为不在场的大众的“代理”，难道不存在书写者的暴力——“解释的暴力”吗？窃以为，微观史在提升研究质量上的意义在于让因果律落实在实际的关系上，从而完成史学的科学化。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只有通过微观史才能真正做到，因为只有在微尘中已有的理论才可能失效，才能将左右历史研究的命题消解在细节中。

　　二是写作。不要执着于朴素的实证主义，朴素的实证主义貌似昌明学术，实则是对历史任意施暴，更糟糕的是，由于放弃思想博弈而为历史修正主义打开了后门。历史事件有如恒河沙数，历史的空白远大于已知。朴素的实证主义束缚了历史书写者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非虚构写作在呼唤书写者收回失地。真的非虚构写作绝不是事件和修辞的叠加，而是在有限的史料下挑战思想的极限。记忆研究、情感史研究等涉及非虚构写作，但目前很多研究存在误区。简言之，我们谈记忆时，常常把记忆当成了物（thing），记忆是一个动词，实为回忆。oral history被译为“口述史”，口述与历史并非直线关系，口述是唤起，是回忆行为，口述史确切地说应该叫“口述资料”，要成为“史”还需要检验流程。情感史也是如此。为什么要做情感史？因为它要找回被启蒙思想否定的非理性。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是非理性的存在，历史上很多重大的事件是非理性的产物。要之，通过书写主体的情与思、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亦即张扬个性化，可以抵抗AI带来的主体的异化。

　　三是实践。如果说微观史和非虚构写作分别代表了史学的科学化与非科学化两极的话，那么公共史学则为AI时代的历史学争取了实践的空间。公共历史是一种运动（movement）、方法论（methodology）和途径（approach），促进历史的合作研究和实践，其实践者肩负着让公众了解和利用其特殊见解的使命。公共史学游离于“学术外”，却植根于“学术内”。为什么要学历史？公共史学把历史知识转化成了生活知识，正如博物馆、观光景点所表征的那样，历史是可视的、可消费的。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制造”出一大批“奴隶”，作为印刷文化的守墓人，在拥抱AI的同时，我更倾心于抵抗AI，这种二义性（Using against AI）恰是人文科学反思精神的闪现。

　　（作者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