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环捷

　　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受邀来华讲学，成为当时轰动中国知识界的一桩盛事。罗素在中国先后讲演将近20次，到访多地，在北京居住时间长达半年多。在这位西洋哲人眼里，古老北京城的美是难以置信的，在北京是“一段完完全全快乐的时光”。追溯罗素此行的相关记载，我们亦能够从中感受到一个世纪以前古都北京的人情风物。

罗素在北京与讲学社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赓、赵元任、瞿世英。

　　遂安伯胡同2号宾客盈门

　　在抵达北京之前，罗素相继造访了上海、杭州、南京和长沙等地。1920年10月27日，罗素一行从长沙出发，坐船至汉口换乘火车北上，31日晨抵京。当时的京汉铁路连接汉口和北京，北上的列车可以直达正阳门。蒋百里等人到车站迎接，并为其安排了东城遂安伯胡同2号的一个宅院作为住处。罗素与女友勃拉克女士睡在北上房，担任翻译的赵元任睡在东厢房，西厢房则作为书房。

　　罗素初到北京的第一场演讲，吸引听众多达1500人，可谓盛况空前。相应地，《罗素月刊》和“罗素研究组”先后创立，学术明星的光环效应开始显露。此后其主要讲演地点，一处是北河沿的北大三院，另一处是宣武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

　　有一回在师范大学，罗素讲到哲学基本问题，被问到什么是物质（Matter）？答曰：无足挂齿（Never Mind）。什么是心智（Mind）？答曰：无关紧要（It doesn’t matter）。文字巧妙互换，不禁令人莞尔。另有一次也是在师范大学，赵元任当时正与杨步伟女士谈恋爱，情浓忘我姗姗来迟。讲演本应开始，翻译却迟迟未至，罗素在演讲台上束手无策。好不容易看到赵、杨二人匆匆入场，罗素低声对赵氏说：“坏人（Bad man），坏人！”

　　生活方面，罗素雇用了一名会说几句英文的男仆，还有一名厨师与一名黄包车夫，偶尔还会请一名女工做针线活儿。赵元任陪同罗素前往热闹的前门大栅栏购买生活用品，体验市井气息。罗素偏爱中国的老古董而不喜欢现代家具，便从旧家具店里置办家具。那时，遂安伯胡同2号罗素住所宾客盈门，梁启超、胡适、丁文江等社会名流纷纷上门拜访。半个多世纪后的1973年，年迈的赵元任回国时还专门去了一趟遂安伯胡同，看到宅院模样变化不大，感慨之余拍照留念。如今，遂安伯胡同已经辟为金宝街，遂安伯胡同2号大致应该是在今天鑫海大厦所处的位置。

　　北京城墙上浪漫散步

　　罗素在京的社交活动中不只有许多中国人，而且有不少外国人。稍早来华的美国哲学家杜威此时也在中国，常与罗素交往。日本杂志《改造》向罗素约稿，并请他去日本讲演。苏俄在中国驻有外交使团，他们请罗素饮香槟，还时常驱车载罗素与勃拉克到京郊游玩。罗素后来回忆道，与苏俄人共游当然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但是也有点儿让人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开车也像搞革命一样胆大包天”。

　　颐和园、天坛、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等著名景点都留下了罗素的足迹，令他流连忘返。他形容天坛祈年殿是有幸看到的最美建筑。他喜欢安坐园内沐浴冬日的阳光，十分享受和平静谧的感觉。他还喜欢和勃拉克一起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北京城墙上散步，在傍晚的落日余晖中开始，一直走到皎洁明亮的圆月升空。

　　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从帝制时代走出不久，城市格局基本未变。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仍得以保留，比如每日定时开关城门。有一次，罗素与勃拉克应邀乘汽车游西山，还体验了西山温泉。那时路况与车况均很一般，单程耗时也得两个小时。不巧下午返程时汽车出现故障，路上耽搁了时间，等赶到北京城下时城门已经关闭。一行人只好在城下打电话找人疏通关系，过了一个小时才得以进城。

　　令罗素印象深刻的另一次出游，是两个胖胖的中国商人邀他驱车去京郊乡下，看一座非常出名但已半圮毁的古塔。罗素沿着楼梯盘旋而上，直到塔顶，才发现二人没有一起爬上来。二人对此解释说，他们曾考虑上去，但讨论之后认为关键在于古塔随时可能倒塌，他们觉得万一倒塌，最好有在场的目击者能够证明哲学家是如何身亡的。罗素觉得这是中国人微妙的幽默，其实二人真正的意思乃是天气太热，他们又胖，所以决定不爬上去。

　　1921年3月，赵元任陪同罗素赴保定育德中学，罗素在大堂未生火取暖的情况下，仍坚持脱掉大衣讲演。结果返京后没几日，罗素就突然发起高烧，陷入昏迷，被送进一家德国医院。病情很快发展为急性肺炎，罗素一度生命垂危。日夜陪伴他的勃拉克回忆，4月3日罗素的情况最为糟糕，连医生都判定他快要不行了。勃拉克将罗素最喜欢的紫罗兰放在他的脸侧，情不自禁地痛哭。不明真相的外界以为罗素已不治，逝世的消息出现在多国报纸上。

　　所幸他最终还是躲过了死神，身体渐有起色。罗素从3月下旬开始住院，直到5月上旬方才出院，回到遂安伯胡同2号。得知自己病重时中国有人提议将他葬在杭州西湖畔并修祠堂进行纪念，罗素事后乐观风趣地认为，没有实现提议有点儿遗憾。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实现提议的话他会变成一个神灵，这样倒也颇为风雅。

　　最后的讲演“中国到自由之路”

　　养病期间，随着身体逐渐康复，罗素的心情也越来越好。春季的北京少雨，但那年下了几场大雨，湿润的泥土芳香让他庆幸还能享受这一切，就连阳光和风声也显得格外珍贵，让他倍加珍惜。病房窗外有几株刺槐，正值花朵绽放的时节，罗素饶有兴味地赏玩它们。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勃拉克发现怀孕，令一直渴望有孩子的罗素非常高兴。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后来成为罗素的长子，还继承了罗素家族的伯爵爵位。勃拉克后来亦与罗素结婚，成为罗素的第二任夫人，但不是最后一任。

　　病愈后，罗素并未继续讲演，而是渐起思归之情。加之勃拉克身怀六甲，欲回英国分娩，回国的想法于是提上日程。罗素的身体依然很虚弱，离开北京时需要拄手杖。7月11日，赵元任送别罗素与勃拉克一行离京。临别前数日，罗素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名为“中国到自由之路”。赵元任也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于次月离京南下，随即由沪赴美。至此，罗素访华之旅落下帷幕。

　　罗素固然是万众瞩目的主角，但充当辅助性角色的赵元任也很出彩，书写了一段相互成就的佳话。年轻的赵元任1920年8月刚从美国归来，原在西郊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任教，因为罗素担任翻译工作才搬进城内。赵氏不仅精通西学，而且富有语言天赋，能随着讲演地点变化而使用不同方言进行翻译。赵氏曾忆及，抵京前的10月26日晚在长沙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上前问他，你是哪县人？实际上他学湖南话还不到一周，但学生却以为他是湖南人。

　　在罗素后来养病的日子里，翻译者赵元任的时间变得宽裕。赵氏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致力于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即《爱丽丝梦游仙境》），次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件就是个人终身大事，他与杨步伟感情升温，但还背负着家族长辈为其指定的婚约。罗素自述曾帮助赵元任设法解除原定婚约，扫除了赵、杨自由恋爱的障碍。

　　那时杨步伟和一位朋友在西城绒线胡同开了一家小医院，赵元任经常去找她。两个南方人（赵是江苏常州人，杨是江苏南京人）经常去吃涮羊肉，并去北京各处景点游玩。在八大处，赵为杨作古诗。在十三陵，两人骑在神道石骆驼上照相（那个年代文物管理不严）。在中央公园，他们自拍合影作为结婚信物之一。两人的感情水到渠成，还在遂安伯胡同附近的小雅宝胡同49号找到了一个彼此都满意的住处。

　　结婚那天，两人请朋友胡适和朱徵前来吃饭，杨步伟下厨做了四道可口小菜。饭后取出自拟的婚书，在场四人签字即告礼成。赵元任与杨步伟在婚书上自述1921年6月1日“成终身伴侣关系，就请最好朋友当中两个人签名作证”。因此，在婚书上署名的有四人，分别是两位当事人和两位证明人。罗素对此种结婚方式作出评价：足够激进。赵元任夫妇与罗素正是从北京开始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后来偶去英国时还会去看他。

　　罗素看到的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旧交替的北京，是思想觉醒和文化激荡的中国。正如他对中国青年的评语所说：“他们是可爱的青年，很机敏又很有才智，渴望了解世界，摆脱中国传统的束缚。”罗素访华被认为是促进中国思想界分化与演进的重要事件。而从北京到全国的新青年们所踏上的，不仅仅是罗素临别赠言的中国到自由之路，更是一条风起云涌的民族复兴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