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妇女报

    于飞，音乐制作人，录音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音乐代表作有《八佰》《金刚川》《刺杀小说家》《解密》《银河补习班》《动物世界》《滚蛋吧！肿瘤君》等。曾获第137届美国洛杉矶、第138届波兰华沙国际音频协会录音大赛金奖，第34届金鸡奖最佳音乐提名。

　　■ 口述：于飞 音乐制作人

　　■ 记录：钟玲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酱园弄·悬案》自公映以来便一直热度不减，这部改编自民国奇案的电影，从卡司、视角、构图、剧情到叙事节奏、影像风格，都被网友拿来轮番热议。与此同时，令人惊艳的影片配乐以弦乐为骨，将老上海风情乐的靡靡残响与影片的冷峻氛围融为一体，不仅复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租界区金粉与血污交织的“末世”图景，更以层层骤变映照出詹周氏从委顿、隐忍到爆发的惊心历程。为影片担任音乐监制的是一位女性音乐制作人于飞，她深耕电影音乐十余年，从《八佰》中硝烟弥漫的战场交响，到《我和我的父辈·乘风》里恢宏壮阔的悲壮史诗，每一部作品都是她对影像与音乐共生关系的深刻探索。此次《酱园弄·悬案》聚焦民国女性的绝境求生，音乐如何成为“无声的控诉”？我们期待揭开影片中配乐所呈现的时代血泪与人性张力。以下是于飞的自述——

　　“久别重逢”，以音乐为女性发声

　　我和陈可辛导演的合作始于电影《夺冠》，虽然那次我们两个人并没有见过面，但与之再次相遇于《酱园弄·悬案》时，仍让我有一种久别重逢之感。

　　早在2023年时，陈可辛导演就邀请我到拍摄现场去沉浸式感受影片的气质和风格，此后，我便开启了一系列工作。还记得第一次阅读剧本时，我便确立了以一件乐器作为叙事核心的创作构想，其音色必须具有鲜明的女性特质——细腻、深邃而富有叙事性。我渴望这件乐器能成为女性内心的声音载体，这一诉求一直指引着我的创作方向。   因为从剧本阶段就介入创作，持续地沟通让我们了解到陈可辛导演每一阶段的不同想法。他的内心很细腻，会在意每一个细节，并且希望用音乐传递更多的信息去重现那个年代女性的遭遇。交流中，我也会和他聊很多细节，包括整个音乐的方向、大概的版权音乐量有多少，哪些音乐需要在拍摄前准备以避免后期音乐制作被动等等。

　　经过反复探讨，得知他对弦乐情有独钟后，我们最终确定了影片整体的音乐基调：以弦乐为主，采用极简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呈现，而最为核心的是每一段音乐都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能够精准传递影片独特的气质与情感。

　　当我们以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放在参考音乐中，那深沉而富有叙事性的音色流淌而出时，也赢得了导演的认可。就这样，带着对音乐情感的共识，我们的创作之旅正式启程。

　　我邀请了娜塔莉·霍尔特来担纲影片作曲。与她相识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合作，刚好她既是中提琴演奏家还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兼具中提琴演奏家的细腻感知与作曲家的创作才华，对我来说她就是不二人选。记得我们首次就影片的音乐风格进行探讨时，她刚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一边开会一边仍不时轻抚怀中的婴孩，这一幕令我深受触动——在电影配乐这个要求严苛的高压领域，她诠释了“为母则刚”的真谛，这让我更加相信与她合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影片的配乐创作历时约一年半，其间经历了多轮版本迭代。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着开放的艺术探讨——关于音乐风格过于“个性化”和部分意见更倾向于商业化的表达。值得庆幸的是，导演始终支持我们的艺术追求，让我们在个性表达与商业考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使得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和谐共存于音乐之中。

　　“弦外之音”，乐器叙事中的女性言说

　　在这部影片的配乐创作中，1945年的老上海时代风貌的还原是我们的关键命题。为了再现民国时老上海的市井风情和时代气息，尽管我此前已参与过多部以上海为景的影片配乐，仍特意请教音乐史学专家，梳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音乐文化脉络，深入研究了当时流行的爵士乐以及电影插曲等多元音乐形态，希望在配乐中做到既还原历史本真，又能体现那个年代上海滩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独特韵味。

　　在音乐设计上，我们构建了一套多元化的声音叙事：选取经典老上海歌曲和评弹艺术的吴侬软语，还原大户人家的本土文化底蕴；为海归子弟的场景配以古典音乐，暗示其西化的精神世界；以一些乐器的特殊演奏法，包括一些合成器的声音来营造上海弄堂空间的逼仄感……特别是在一个上流社会的派对场景中，为突显权贵阶层与外国人士的摩登气质，我们采用了现场爵士乐队演奏的形式——那些看似慵懒的旋律，不仅复刻了旧上海的“洋场”风情，更通过音乐语言的“在场性”，让观众得以直观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社会阶层分野。

　　我也很在乎“沉默”的处理方式，有时音乐过满反倒喧宾夺主，还会让人产生听觉疲劳。为了避免音乐过度煽情，影片中的一些场景并没有背景音乐，我们更想让观众更专注台词和画面本身。例如，施暴的场景已经很残酷，完全不需要音乐再去渲染情绪；詹周氏在法庭自辩的那场戏，台词已经很有力量，音乐只在中后部慢慢点缀一些就已经足够。我们尽量地保持克制，就是为了让留白本身也成为叙事的一部分。

　　在我眼中，影片配乐都是服务于叙事、增强情感或是帮助塑造角色的。为了更好地塑造一个民国奇案中的平凡女性，呈现她从压抑到爆发再到反抗的心理转变，我们选择了大提琴。这是因为，大提琴是一个很细腻的乐器，演奏方法也很灵活，本身就具有一些女性坚韧的特点。它的首次出现，是在片头字幕，那是一段非传统演奏技法的大提琴独奏，现在人们听到的其实是我们演奏了20几次的最后一个版本，当时弦突然断了，我们就把那段音乐用到了影片里，以这种略带不安的音色质感，暗示女主角内心的压抑与创伤。随着剧情发展，配器也一点点增加，象征着女主角意识的逐渐觉醒，而后音乐慢慢趋于平和，在终章时回归简朴，以纯净的音色呈现她内心的平静。

　　以大提琴为叙事载体，其音色从压抑到舒展的转变，既暗喻了女主角个人的精神解放，也折射出整个时代女性群体的命运变迁。影片里的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很特殊，那时的女性地位低下，同时，那又是一个女性意识在封建桎梏与新思潮碰撞中艰难觉醒的特殊时期。我想以此来呈现从微观个体情感到宏观时代精神的诗意跨越，让更多来自女性的声音被听见。

　　尽管我很满意这样的设计，但在创作初期，我们确实担忧过刻意突破传统演奏的边界能否被观众接受？幸好，最终的观影反馈证明了：当音乐契合作品的精神内核时，观众会以惊人的包容力拥抱那些非常规的声音表达。

　　随心而行，我的灵感来源于每一个生活细节

　　作为一个女性音乐监制，面对一部家暴题材的影片时，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责任。这不仅是对历史女性的共情，更是身为女性想运用音乐语言为女性叙事赋能的创作使命。但《酱园弄·悬案》的配乐，我们做得更多的是艺术平衡，希望更有个性地去展现这部影片本身的魅力，让影片的时代质感和女性力量都得以自然流淌。

　　这种在艺术平衡与个性表达之间的把控，恰恰源于对电影音乐本质的深刻理解——它从来不是灵光乍现的偶然产物。经常遇到有人问我，进行音乐创作时，灵感来源于何处？其实，创作电影音乐是一项需要深厚积淀的工程，无论是为一个关键场景、一个复杂角色，还是整部影片构思音乐主题，都需要具备多维度的艺术修养。而我的创作方法论就建立在系统的影像研读与持续的生活观察上。平时，我要观摩大量经典影片来培养敏锐的戏剧感知力，也要积累各种生活经验从日常细节中汲取最真实的情感养分。所以，我的灵感，其实来自每一个生活细节。

　　我的音乐创作之路始于4岁时与钢琴的邂逅，在北京电影学院音乐录音与创作专业毕业后，我又在中影集团声画中心的实战历练中完成了职业启蒙，参与《让子弹飞》《赵氏孤儿》等大制作的经历，至今令人难忘。而十余年的从业历程中，我一直保持着最初对音乐的热忱：从远赴海外深造的艺术求索，到与约翰·威廉姆斯的奇妙缘分——他是我毕业论文里的研究对象，其录音师Shawn Murphy后来成为我的录音老师。每一步，我都是随心而行。这些艺术联结，既见证了我的成长轨迹，也塑造了我的音乐美学观。

　　回忆我的职业生涯，《动物世界》是我和韩延导演继《第一次》《滚蛋吧！肿瘤君》的第三次合作，我把很多先进理念以及工作经验都带进了那部影片；《八佰》是我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因为叙事体量比较大，也很有年代感，我把杜比全景声的技术融入影片；《刺杀小说家》则是一次特别“疯狂”的尝试，有大量电子音乐和交响乐的融合……过往的创作历程，都沉淀为滋养我新作的养分。

　　为了拓展艺术视野，闲暇时，我还会听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库。但在私人时间，我会有意识地选择听觉净化：或是沉浸于单一频率的纯粹声波，或是享受难得的静默时刻。这种张弛有度的声音管理，既是对专业素养的培育，也是对我创作激情的守护。而在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都将其视为一次艺术突破的契机——无论是音乐叙事理念的革新，还是声音设计技术的探索。当在片尾字幕看到音乐团队名单完整呈现时，那种由专业认同带来的满足感，让我感觉到所有付出都获得了回馈。特别是当导演对音乐表达给予肯定时，更让我确信：电影配乐艺术，永远在突破与创新的路上。

　　这一次，与陈可辛导演合作《酱园弄·悬案》的过程很快乐，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创作空间，让我再一次有所突破。影片所展现的女性力量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历程——在这个仍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我确实面临着诸多无形的挑战。记得有位投资人曾直言不讳地说：“女性生育后各方面能力都会衰退。”类似这样的刻板印象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心理负担。但我想，真正的女性力量不在于改变他人的看法，而在于坚守自己的艺术水准，用时间的长度来证明创作的高度。因此，我的应对之道是：用专业韧性代替体力对抗，以创作能力证明女性价值。所以，我把每一部作品都视为艺术生涯的最后一部，希望尽可能地呈现更出色的艺术表达。从前是，未来依然。

　　我也期待，未来仍能用旋律为更多女性诉说那些未言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