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青春形象”这个话题很重要？一方面，不同时代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往往反映了时代语境，反映了时代诉求，展现了时代精神，因而承担了“言外之意”或赋予时代形象的功能；另一方面，“时代青年”形象的塑造多由当时的青年作家完成。这种“当代”的创作关系也使这个话题有了更丰富的文学史内涵。 　　

　　青春形象是时代梦想的象征。 　　

　　用青年形象诠释时代精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评论家孟凡华说：“从20世纪初开始，新人的形象就是青年的形象，青年已经成为我们百年梦想的表意符号。他们是肩负启蒙使命的青年，是风雨飘摇时期的青年，是进行民族动员的青年，是承担社会主义文化使命的青年。这些青年形象不仅是文学人物，也是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表意符号。” 　　

　　五四以来，那些思考时代问题，致力于时代变革的文学人物，往往以年轻人的身份出现。在鲁迅的作品中，看透封建文化“吃人”本质的“疯子”是青年(《狂人日记》)；于霞还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生活没有改变。巴金《药》(《激流三部曲》 《家》 《春》 《秋》)中青年与封建家长的对立，无疑是新旧文化、新旧秩序激烈冲突的微观缩影。新中国成立后，杨沫将自己对革命者成长过程的记述命名为《青春之歌》，刘清青年梁生宝《创业史》被认为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形象最成功的尝试之一。路遥的兄弟孙少安和孙少平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人。他们自力更生、不懈奋斗的精神生动地诠释了80年代的气质，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类作品中，青年的成长与历史的进步有着明确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同步的、同构的、互为说明的。历史的期待投射在青年身上，不仅热血，时代的潮流也在青年的血管里涌动。所谓“新青年”，正是因为它的“新鲜感”，才能特别敏锐地抓住时代的矛盾，进而喊出时代的呼唤，实践和引领时代的变革。青年形象往往与宏大的历史想象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其被反复书写和关注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文学“出圈”的重要渠道――从理论上看，它印证了一种基于社会进化论和线性时间观的历史价值想象；从社会层面，它提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中国梦的公共话语表征。 　　

　　“向内转”意味着成绩有限。 　　

　　新世纪以来，青年作家的青年形象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内转”的特征。今天的青年作家是在整体和平、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笔下的青年人物也有着相似的精神背景。在这些数字中，主体与外部世界(社会和时代)之间的暴力和不可调和的冲突正在减少，自我审视和对个体价值的追寻正在成为更重要的主题。 　　

　　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纹理以及个体内心丰富的活动被充分展现出来。很多以往经典作品没有充分表达的经验领域，比如现代都市生活的内容，爱情友情等亲密情感关系，都被这一代青年作家写得很好(主体是70后、80后、90后)。文学对复杂情感的细致剖析和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也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这些可喜的成就和进步，再次印证了时代发展对文学形式和文学思潮的塑造。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问题和困境也逐渐出现。比如很多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人物过于执着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更贴近个人的感受，与社会生活稍有距离，这在“青年文学”领域最为突出。过分沉迷于个人经验往往导致作品站得不够高，格局不够大，“碎片化”写作时有发生：一些作品中的青春意象似乎只为文本中的乡土经验而生，它们只诠释了具体的“现状”而非浩瀚的“现实”。这种形象有时是生动的，但对时代的解释力非常有限，甚至有成为“一次性人物”的风险：故事讲完后，情节冲突得到解决，人物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再者，当“局部”体验被放大成一个巨大的迷宫，“碎片化”成为人物的常态时，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孤独者”甚至“失败者”的形象。这种在作品中没有依据、方向模糊的青春形象，往往会变得压抑、蹒跚。年轻的评论家向京曾这样描述：“如今，小人物及其困境几乎成了‘正确’文学的通行证.他们被困在各种牢笼里：事业上没有提升的空间，人际关系中充满了对攀比的恐惧和对践踏对方尊严的杀戮，家庭生活中充满了别出心裁和警惕，生计困难无处不在的悲哀，精神困境齐头并进。他们被理想的生活和偏差迷住了。 　　

　　所谓“护照”，是指“套路”的创作惯性；引号的“正确性”无疑表明了批评家的批判立场。显然，文学界已经反思了这种情况。 　　

　　面向世界实现创造性突破 　　

　　这种塑造青年形象的问题是有客观原因的。和平稳定的时代背景和欣欣向荣的世俗生活决定了“多元”和“丰富”是当今文化的特征之一，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对于文学而言，多元与丰富意味着过去强大的社会历史话语的相对模糊：五四时期青年故事的内容与风格虽有不同，但大部分都能成功融入启蒙与革命的话语谱系，从而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然而在今天，生活的不同维度都可以被设置和精彩，文学的写作也不容易被聚集在同一个整体的话题核心周围。 　　

　　总体性的重建是近代以来文学面临的一大难题。卢卡奇认为整体意味着“一切” 　　

从最近的创作看，青年作家已经显示出“突围”的自觉，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最显著的一点便是，文学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形象，正尝试在个体经验的充分书写基础上，完成与时代、社会间的沟通对话。徐则臣《耶路撒冷》里的年轻人，其“到世界去”的青春梦想，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互文关系。路内新作《雾行者》，看似在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内部兜兜转转，实际上却在尝试重绘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并诠释其内在精神。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和《天鹅旅馆》广受关注，是因为小说主人公的情感疑难和现实处境不再仅仅关乎小情小爱，而是同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话题有关。“90后”作家王占黑则从一开始便摆出了“向外打开”的姿态：《街道英雄》《小花旦的故事》等作品里，年轻的主人公把目光和脚步转向了烟火热闹的城市社区空间和形形色色的“身边人”。

在这些尝试中，人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身份、与他人的关系等，承担起越来越重的戏份。作者和他们笔下的人物，固然已很难像五四时代那般直接借力于“救亡图存”这样具体而紧迫的历史任务，却能够通过持续挖掘时代生活的内部结构，获得无穷的滋养、打开无限可能。这是一个“时间本位”向“空间本位”转向的过程，或者说，是把历史空间化的过程：通过向生活敞开、向他人敞开，今天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形象，正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时代故事。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