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晚报

□张海林

在华夏文明的时空坐标系中，邺城犹如一座镌刻着文明基因的活态博物馆。从春秋初立城郭到北周焚毁废墟，这座古城跨越一千四百年的兴衰轮回，在农耕与游牧的碰撞、胡汉文化的激荡、三教思想的交融中，淬炼出差异共生、冲突和解、多元统一的文明密码。当历史的烽烟散尽，这份历经岁月考验的智慧结晶，依然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中激荡出深刻回响。

文化碰撞中的创新融合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在击败袁绍后，将邺城定为“王业之本基”，这一决策为邺城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也开启了这座城市文化融合创新的辉煌篇章。曹操主持营建的铜雀三台，包括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不仅是当时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据点，更是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的核心场所。

据《魏都赋》记载，建安七子常汇聚于铜雀三台，“骋骥騄于通逵，而群飞未之能追”。他们在此以笔为刃，将中原诗歌传统的婉约细腻与边塞生活的豪迈粗犷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开创了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建安风骨。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人们的壮志豪情，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与此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来自西域的文化艺术也源源不断地涌入邺城。西域乐工们携带琵琶、箜篌等异域乐器来到这里，与中原传统的笙、箫等乐器相互配合，共同奏响了融合南北特色的“清商乐”。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在邺城交汇共鸣，打破了文化的界限，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邺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也为后来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将差异共生的理念推向了新的高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传播与发展，在这一时期的邺城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佛教造像艺术在吸收犍陀罗艺术立体写实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原文化中飘逸秀骨的审美特点，创造出了极具特色的“曹衣出水”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不仅体现了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审美观念的完美结合，更成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经典范例，对后世的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洛阳伽蓝记》中对邺城的描述“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生动地展现了当时邺城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繁华景象。粟特商人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纷纷汇聚于此，带来了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旋舞、香醇醉人的葡萄酒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这些外来文化元素与汉族士人的清谈雅集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

磁县北朝墓群出土的大量陶俑，更是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社会风貌。这些陶俑中，既有身着窄袖胡服、手持兵器、英姿飒爽的骑兵，展现出游牧民族的剽悍与骁勇；也有宽袍大袖、神态儒雅的文吏，体现着汉族的文化气质与审美追求。不同服饰、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在同一时空中和谐共处，共同构成了包容万象、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这些历史遗存充分证明，文明之间的差异并非对抗的根源，而是推动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源泉。正是这种差异共生的智慧，使得邺城在这一时期成为文化繁荣、艺术昌盛的国际大都市。

冲突下的和解智慧

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混乱，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游牧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与角逐。邺城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成为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前沿阵地。在这一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但也正是在这些血与火的考验中，不同民族与文化在困境中不断探索，倒逼出了文明和解的宝贵智慧。

前燕政权统治时期，慕容皝推行“胡汉分治”政策。这一政策既保留了鲜卑族原有的军事传统与社会组织形式，维持了其强大的战斗力，又设立学官，大力教授儒学，选拔汉族士人参与政权管理，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在文化层面的交流与融合。这种灵活务实的统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为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学习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前，选择在邺城试行汉化改革。他下令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推行汉服制度，要求鲜卑贵族一律改穿汉族服饰；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促进民族间的血缘融合。这些看似妥协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通过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弥合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裂痕，为北魏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来的民族大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仅是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和吸收，更是对民族融合的积极推动。通过改革，鲜卑族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汉族文化也在与鲜卑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北魏政权在当时的北方地区具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也为后来隋唐时期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佛教的广泛传播在化解民族冲突和促进文化和解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齐时期，邺城佛寺数量激增，兴建了多达4000余座佛寺，成为当时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僧稠禅师在云门寺大力倡导“禅净双修”，将印度佛教的修行理念与本土玄学思想有机结合，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了共同的精神信仰与心灵寄托。

响堂山石窟的造像题记中，既有汉文，也有梵文、粟特文等多种文字并存，这表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在这里共同礼拜，在宗教信仰的层面实现了心灵的共鸣与和谐共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邺城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文明的智慧在于能够在冲突中寻求和解之道，在妥协与创新中实现共生共荣。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也为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多元统一的文明范式

邺城在建筑布局方面堪称多元统一的典范，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高度。曹魏时期首创的中轴线制度，将宫殿、官署、市场等城市功能区按照严谨对称的方式有序分布，使城市布局规整有序、层次分明。《水经注》记载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从中可以窥见其建筑布局的宏大与规整。这种创新的规划理念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城市建设水平，更对后世长安城、北京城等都城的建造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重要范本。

北朝时期引入的里坊制，在延续中原城市规划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游牧民族聚落管理的经验，将城市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区域。每个里坊都有明确的界限与管理规范，既保障了城市的有序管理，又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实现了多元文化在城市空间中的和谐统一。这种建筑规划理念的创新，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思想文化领域，邺城见证了儒释道三教的深度交融与共同发展。东魏天平年间，杜弼主持编纂《道德经注》，将道家思想与佛教义理相互结合，从哲学层面为两种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桥梁。北齐文宣帝高洋召集儒、释、道三方代表进行公开辩论，通过激烈的思想碰撞与学术交流，最终确立了“三教合流”的文化政策，推动了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邺城焚毁于战火，但它承载的文明密码穿越千年，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生。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邺城的历史经验为解决文明困境提供了启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文明对话，联合国倡导的文化多样性保护，本质上都是对差异共生理念的践行。

正如邺城出土的玻璃器，融合罗马吹制技术与中国传统纹饰，文明的进步需要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秉持开放包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我们更应借鉴邺城智慧——以包容消解对立，以对话替代对抗，在多元共生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座古城用千年兴衰昭示世人：真正的文明进步，在于让差异绽放光彩，让冲突催生智慧，让多元汇聚成推动人类发展的星河。

从春秋古邑到文明灯塔，邺城的故事从未终结。它所蕴含的文明密码，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照亮未来发展的精神火炬，指引着我们在差异中寻求共生，在冲突中达成和解，在多元中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