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崇雪

　　《天地正气：文天祥传》 田崇雪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在中国科举史上，涌现过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则是寥若晨星。文天祥又是晨星当中极耀眼的那一颗。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不只文章第一，更是知行合一。他是一位轻生死、重大义、敢担当的大丈夫，用一句传统曲艺中常用的套语来说，他是真正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可惜的是，这根顶梁柱偏偏生错了时间。

　　文天祥的生：生于末世运偏消

　　公元1279年农历二月初六，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崖山海战以南宋约十万军民投海殉难告终。自兹之后，国祚319年的赵宋王朝终于不必再苟延残喘。

　　还原一下当时的“天下大势”，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荒诞：北宋曾经制定过联金抗辽的政策；结果是辽覆灭之后，金国很快便兵临汴京城下，北宋被金国所灭。南宋重蹈北宋覆辙，继续制定了联蒙抗金的政策；结果是金国灭亡之后，蒙古大军很快就挥鞭南下，直逼长江防线，都城临安，岌岌可危。

　　正是在宋蒙联合灭亡金国之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1236年，文天祥诞生了。从文天祥的出生、成长、登科、入仕、宦海沉浮，一直到被俘、被押解北上，伴随着他的人生历程的始终是蒙古铁骑的长驱直入，大兵压境。

　　外部环境如此，内政又当如何呢？

　　王朝末代的故事大抵相似：君昏臣佞、体制溃烂、病入膏肓……南宋进入了它的衰亡轨道。虽然，历史曾经给予文天祥无上的荣光：二十一岁进士及第，拔得头筹，被钦点为状元；二十四岁丁忧期满，入仕为官。

　　其实，有着潘安貌、子建才的文天祥，完全可以凭着状元的头衔和光环，和历史上那些浮浪文人一样，秦楼楚馆，倚翠偎红，文采风流过一生；顶多写几首哀叹时运不济、命运不公的诗词，发发无伤大雅的牢骚，还能博得一个忧国忧民的美名。可是，读圣贤书长大的文天祥在国难当头之际，却没有选择做个文人，而是选择做个战士。这便注定了其坎坷的一生和最终的悲剧结局。

　　文天祥的活：信仰是面不倒的旗

　　最后望了一眼被殉难军民的鲜血染红的崖门海面，文天祥长揖再拜，负械北上，开始了他更为艰难的“万里行役”。

　　时令正是暮春，眼中狼烟未散，耳畔杜鹃声声。

　　“从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鹃带血归。”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此番万里行役，想慷慨赴死是不可能的了；真正的考验还未来临，必须为这一切做好准备。好在这一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既然死亡已经成了生命中的常客，那就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了。只是不知道老母、妻子、儿女都在何方，一并毁家纾难、起兵勤王的战友们都在何方？难道都殉国了吗？还好，你们还可以殉国，还有国可殉，可怜我连殉国的权利也没有了。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这是他在“万难脱京口，九死走通州”之后，自海路南归、重过扬子江口时写下的七绝。诗句看似简单平实、明白如话，其中蕴藏着的却是对祖国的一腔深情：万死不辞，狐死首丘。可叹的是，这样的“磁针石”在彼时的南宋朝廷上屈指可数，文天祥更是其中鲜红的、带血的一枚。之所以九死还未死，全靠心中的这盏信念之灯。

　　而今，这盏灯的亮度已渐趋微弱，不知道还能否照我北游。故乡快要到了，“狐死首丘”，与其去寒冷的北国作徒劳的周旋，不如就葬在这故乡的热土吧，人终究是要死的。打定了“狐死首丘”的主意，文天祥开始绝食。刚一被俘的时候，文天祥曾经试图服毒自杀，没有成功；现在又要绝粒，元军却“掩鼻以灌粥酪”。敌人是不会轻易让他就死的，尤其是忽必烈，他比文天祥所辅佐过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更懂得文天祥的价值。他幻想着能用真诚打动这颗“磁针石”之心，使其以事宋之心事元。

　　既然“狐死首丘”也做不到，就索性活下来吧，顺便看一看北国风光，领教领教这草原王朝的首领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政治手腕。

　　从暮春到深秋，从南疆到北国，文天祥把这万里行役当作了壮游，当作了又一次的生命锻造。

　　农历十月，北国正寒。好在自幼生长在江南的文天祥，早已做好了抵御一切严寒的准备。不食元粟，不寝元帐，不听元劝，不受元恩，不怕元威。抱定了这颗“磁针石”之心，任你百折千磨。从妻子儿女开始，随后依次是留梦炎、阿合马、孛罗，直到忽必烈亲自上阵，或劝或胁或诱或摧，都没能使之动摇。从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文天祥到燕京起，到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文天祥就义止，三年又两个月，忽必烈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劝降，文天祥也从来没有妥协过、示弱过、服输过——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局面，都是一派坦然自若的气度。

　　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这面不倒的旗呢？是正气，源于丹田的浩然正气；是由孟夫子提出，被阐扬了千百年的浩然正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从浩然正气的诞生（宇宙苍穹），到浩然正气的赋形（天地人），再到纵贯千秋的十二位历史先贤——像无数把火炬排起了长龙，一齐向他走来。文天祥情感的火花由此点燃，他热血沸腾，不能自已。于是，有了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

　　文天祥的死：亡国不是亡天下

　　我们知道，历朝历代都会有宁死不降的忠臣良将，但文天祥和他们不同，文天祥在“忠良”之上还多了一份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堪称“孤臣”。一般的忠臣，纵然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还有期望，还有依赖：他相信他的身后有国家、有同胞、有青史，他可以认为自己死得其所、重于泰岳，他深知他的死亡一定有意义。而文天祥和这些忠臣完全不一样：因为在他身前，宋早已亡；在他身后，无国无家无君无父，是历史的巨大亏空，是无边的黑暗和孤独。虽然他也曾信心百倍地宣称，要“留取丹心照汗青”，实则是在为自己打气、鼓劲。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他所信奉的那些圣人之言、文化道统仍将代代相传；可是在文天祥所处的时代，他如何能够料到？有“义”可“就”，当然不怕；问题是，这个“义”还将继续存在吗？

　　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不得其所。他要给自己寻找一个赴死的理由。于是他找到了历经千年而不倒的信念之旗：孔子的仁义、孟子的浩然之气。所以临终遗言才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仁至义尽”四个字使文天祥不再孤独，不再恐惧，求仁得仁，从容赴死。要知道，文天祥是在被俘的第五年、亡国的第四年、被囚的第三年才死去的；在等死的岁月里，得给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国可亡，道不可亡！

　　文天祥之死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给了元统治者最后的也是致命的一击——你可以雄兵百万，横扫欧亚，却征服不了一个白面书生的心；它还坚定了那些在国破家亡之后，踯躅徘徊、进退失据的文化遗民的最后的信心——有文丞相在，就不孤独。文丞相最后的跪拜，拜的不再是南宋王朝，而是南宋的大好河山，而是文明最后的尊严。这让那些处于绝望境地、失却归属感的文化遗民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国家可以亡，但天下没有亡。只要有《正气歌》在，文明的精魂、道统就不会亡。故而，文天祥不是一般的英雄，而是山河破碎时的精神风标，文明存续的精神火种；其诗也不是一般士大夫的风花雪月，而是悲剧精神的艺术承载，是真正的英雄史诗。

　　（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