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经营报
中经记者 郝亚娟 张荣旺 上海 北京报道
银行业监管延续高压态势。
根据企业预警通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银行监管处罚——数据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季度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外管局及派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罚单1466张,罚没金额4.85亿元,罚没金额环比增长20.05%。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贷款管理不审慎是银行被处罚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信贷管理不严将直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相关责任人员也会被处罚。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总体而言,监管部门对相关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有助于银行树立审慎经营理念,依法合规发展业务,更有效地防控信用风险。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坚持合规经营,培育合规文化,引导员工增强合规意识,不断提升合规经营管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股东、客户、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双向追责成监管常态 银行资产质量认定趋严
《报告》显示,一季度,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外管局及其派出机构共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了93张百万元以上的大额罚单,较上季度增加7张,大额罚单罚没金额较上季度上升幅度较大。
从被罚银行类型分布来看,一季度罚单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农商行。其中,农商行罚单数量最多,较上季度增加26张,罚单数占一季度总罚单数量的31.58%;国有银行罚没金额最高,较上季度增长0.52亿元,罚没金额占一季度总罚没金额的29.19%。
多家银行的受罚事由包括贷款管理不到位、办理贷款业务不审慎,贷款风险分类不准确,存在违规收费的行为监管标准化数据报送错误等。
从处罚对象来看,机构罚单4.68亿元,个人罚单0.17亿元。记者注意到,在信贷管理不审慎的情况下,相关银行员工不仅可能面临处罚,甚至有可能被禁止从业。
董希淼表示,从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处罚特点来看,既处罚违规机构,又处罚相关责任人;既处罚总行,也处罚分支机构。而且,对个人处罚中,针对负有管理责任的管理人员、直接责任人以及经办人员,区别不同岗位性质和责任,分别处于不同的罚金,以及做出限制或禁止相关人员从事金融业务等处罚。这样“双罚”的方式能更好增强监管行政处罚的威慑力和针对性,提升处罚的震慑效果,推动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勤勉尽职,增强合规意识,加强风险管理。
北京财富管理行业协会特约研究员杨海平指出,金融监管总局的行政处罚主要集中在信贷管理领域[包括贷款“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不到位,信贷资金用途管理不到位]、数据统计方面(例如小微企业划型不准确),以及未有效落实信息保护义务等;央行行政处罚主要集中在反洗钱合规方面(例如客户身份识别与交易记录管理缺陷);外管局行政处罚主要集中在未履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义务等方面。
受严监管和市场环境变化影响,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3.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574亿元;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上升0.0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较2024年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分别较2024年年末上升0.01、0.03、0.06个百分点。
兴业研究指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环比略有上升,而关注率有所下降,原因或为《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过渡期即将结束。2023年2月,原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以下简称《新分类办法》)。根据《新分类办法》,境内银行最晚在2025年12月31日前应按照《新分类办法》的标准对表内外承担信用风险资产进行风险分类,逐步将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贷款归为不良贷款。在过渡期结束前,部分银行尚需要参照《新分类办法》增列部分贷款进入不良贷款之类,故而部分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出现上升。从这一角度来看,2025年第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环比略有上升部分原因在于部分银行对于不良贷款认定有所趋严。
“当前银行业风险总体是收敛的,但风险是动态演变的。由于银行业的特征,经济各领域的风险有向银行业汇聚的趋势。现阶段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错误倾向:其一,部分商业银行重业务、轻合规的倾向依然存在;其二,部分商业银行为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在抓信贷投放的时候,存在风险防控措施滞后的情形。针对这些隐患,需要通过严监管促使商业银行进一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内控合规体系,从而压降整体风险水平,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的可能性。”杨海平分析。
严监管的深层逻辑:堵空转、防风险、促实业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指出,从化解风险的角度,严监管的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防范金融空转风险。部分银行将大量资金配置于债券市场,通过交易套利获取收益,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相背离。严监管可以引导银行将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二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通过政策引导,促使银行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这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普遍存在公司治理不完善、内控机制薄弱等问题,加强监管有助于筑牢金融安全防线。例如,农商行由于其业务模式和客户群体的特殊性,更容易出现风险,因此成为监管的重点对象。
在严监管下,银行如何平衡合规和信贷规模增长?
“信贷业务是银行最基本的业务,笔数较多,办理频繁,流程较长,的确比较容易触及合规方面问题。而且,对银行而言,贷款资金用途、流向的监控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董希淼坦言。
杨海平指出,银行业平衡合规与信贷规模增长的思路主要是:其一,基于产业研究能力,保持信贷策略的前瞻性,紧跟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步伐;其二,基于数字化升级特别是智能风控的迭代,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数字金融融合创新;其三,继续贯彻合规从高层做起的理念,同时推进精准问责,持续宣贯良好的风险文化。
柏文喜建议,首先要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银行需要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对贷款全流程的管理,确保贷款发放的合规性。例如,在贷款“三查”制度上严格把关,避免出现贷款管理不审慎等问题。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银行应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员工在合规的前提下积极拓展业务。例如,将合规指标纳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对违规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其次要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利用金融科技手段,银行可以更高效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监控。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银行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客户风险,提高信贷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最后要优化信贷结构,银行应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合理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例如,增加对科技创新、绿色金融、普惠小微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同时控制对高风险领域的资金投入。
在金融科技方面,董希淼也表示,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借助科技手段,构建覆盖全行业的信贷资金流向监控系统,提升贷款用途监控的能力和效率;建议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借款人编造贷款资料、挪用贷款用途的违规成本,建立挪用贷款黑名单制度,从源头上遏制信贷环节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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