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

5月5日，立夏。在此回望86年前近代重庆的第一次“直辖”，心有感怀。

重庆第一次“直辖”，诞生于抗战时期。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255号训令颁布：“查重庆市现经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应即行通行饬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重庆的这次“直辖”，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那一年的暮春太血腥

1939年的5月3日，暮春，是市城建局退休干部纪杏鸾永生难忘的一天。“那年我13岁，刚刚随父母辗转万里来到重庆，就读于海棠溪的上海两江体育专科学校附小。学校是住读制，每周六学生可回一次家，星期天下午返校。”说到大轰炸，她连用了三个“太”：“太血腥了！太残忍了！太痛苦了！”5月3日是个星期天，“因为那天我返校。”她和妹妹从菜园坝燕喜洞前往南岸的海棠溪，要从储奇门码头乘轮渡过江，快到码头时，“空袭警报响了，紧接着炸弹就掉下来。我耳朵几乎给震聋了，啥也听不到，只见眼前火光冲天，成片的房子垮塌，到处是乱跑的人。”那一刻，纪杏鸾还没见到血，一直下到江边码头，才见轮渡中弹，几十个没来得及逃出的乘客被炸得血肉横飞，江水都染红了。最惨的是趸船边一个卖凉粉凉面的人，“每次过江我都能见到他，那是一个很和气的胖子，此时他的头被炸到岸边树上挂起，凉粉凉面满地都是。我吓呆了，一转身，吓得大哭……”就在这时，第二次空袭警报又响了。纪杏鸾拉起妹妹拼命往燕喜洞方向跑。从储奇门到燕喜洞那时叫林森路，整条街乱成一锅粥，尸体、火光、烟尘、哭喊，就像末日降临，“第二次空袭炸得更凶……”

几年前，我与老人聊起这个话题时，老人说不下去了，满脸涨得通红，无泪。“你知道两天后重庆‘直辖’了吗？”我问。她摇头。

2狂轰滥炸促成重庆“直辖”

事实上，非但普通百姓，即便政要精英，对当时的重庆“直辖”也不甚了了，因为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轰炸上。1939年5月3日，日海军第2联队的21架三菱96轰炸机和24架96陆攻机袭击重庆。次日，日机27架再袭重庆，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日机先后投掷爆炸弹、燃烧弹各一百多枚，致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两公里的繁华市区化为火海，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变为废墟，国泰电影院当场被炸死观众200余名。全市37家银行有14家被毁；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两天轰炸中，共炸死近4000人、伤2000多人、损毁建筑物近5000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日寇创下当时世界空袭屠杀史的最高纪录，让重庆的这个暮春格外黑暗！

那么，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在大轰炸的第二天，即宣布重庆“直辖”呢？这只能与“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面临的特殊地位分不开。因此，择定于5月5日公布，旨在粉碎日本军方关于国民政府迁往昆明或成都的谣言，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投降的意志！

3两次要求“直辖”被驳回

重庆虽号称有三千年历史，但明清以前，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转口码头，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商都市。直到1921年，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省长时，才设立重庆商务督办处。1926年，刘湘先后委任川军32师师长唐式遵和33师师长潘文华兼任重庆督办。后改制为重庆市政厅。1929年2月，改市政厅为市政府，潘文华出任市长。至此，重庆正式建市，性质为乙种市。建市后，市长潘文华两次呈文国民政府，请予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的甲种市，但均被驳回。

按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直辖”甲种市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才行：1.首都；2.人口百万以上；3.在政治经济上具有特殊情形者。这些，重庆均不具备。

490万移民让“直辖”有了底气

城市历史即人的历史。重庆第一次“直辖”的底气，得益于大量移民的涌入。1929年重庆建市时，人口为20万余。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人口接近150万，除新生和死亡的抵消外，外来移民应该在90万左右。

这90万人中有几大块不能忽略：一是产业工人。仅兵工人就有9万多，加上其他行业，工人总计不下15万人。他们是大机器时代的真正主人，他们彻底改变了重庆的生产形态；二是文化学术人。据统计，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师级人物90%以上内迁，其中大部分来到重庆；三是民族资本家和各类管理人才。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也改变了重庆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城市进步。而重庆人具有包容心胸，不排外。当时重庆人称移民为“下江人”。下江人能在重庆站住脚，大力发展生产，与重庆土著居民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

5关键时刻重庆挺直了脊梁

1939年5月重庆“直辖”后，即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还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中国战区并非专指中国战场，还包括缅甸、印度等东南亚战场和西太平洋的部分战区。许多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政治决策、军事决策和外交决策，都在重庆作出。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贡献了人力、物力、财力、热血甚至生命，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全球只确定了四个中心，即伦敦、莫斯科、华盛顿，还有一个就是重庆，它在关键时刻挺直了脊梁！

6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

“直辖”后，重庆迅速成为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抗战前重庆有工厂不到百家、资本171.6万元、工人万余人。“直辖”后，由于军需的迫切要求和市场的迅速膨胀，1941年至1943年，重庆掀起一股工业建设热潮。经营工厂，成为当时一项最时髦的民间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开工的工厂有528家，为战前的11.73倍。其间，形成了兵工、纺织、矿业三大产业，全市工业结构发生巨变，机械、钢铁、煤炭、橡胶、化工、电器等体系逐步形成，成为战时全国的制造业中心。在工业体系中，兵工占据了中心地位。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各省兵工厂共27家，重庆占17家，同时拥有5000人的大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万多人，占当时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

这9万多人，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下。据中国第二档案馆的解密资料，抗战初期，战事激烈，械弹大量耗损。1937年11月，军政部上报国民政府，“战前库存械弹几乎用尽，余弹仅够20个师作战3月。”抗战时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正面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931次，毙伤俘日军250万人，中方伤亡官兵三百多万人。惨烈的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的1945年损耗最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外援渠道全部被切断，重庆兵工人冒着日机轰炸加班加点生产。这些武器装备，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7 38所高校的黄金时代

“直辖”之后，重庆为未来中国培养了大批一流人才。当时，成千上万的教授、学者、专家和学生从战火中的华北、东北、华东等沦陷区辗转来到重庆。

从1937年8月起，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内迁为肇始，开始了我国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高校迁徙。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都迁到了重庆。当时迁渝高校达31所。战前重庆仅有高校2所，战争开始后，全市高校达38所，近10万学子为重庆带来了生机。

高校内迁还带动了重庆本地的教育发展。抗战期间，重庆的中等学校到1944年已增加到72所、学生25449人，国民教育学校到1945年增加到294所，比1940年增加了7倍。这么多学校云集重庆是空前的，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

随着高校内迁和一大批中央级研究院所来渝，包括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西部科学院、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学者也来到重庆。包括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竺可桢、童第周、伍献文、李四光、马寅初、曹禺、李仲珩等，这些大师很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让重庆的教育走在了全国前列。基于此，重庆战时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美国华裔的老一代科学家和目前中国的顶级专家学者，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诺贝尔们，如新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卫星回收总指挥任新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三峡大坝设计者黄伯明等，以及朱光亚、郭可信、侯虞钧、梁思礼等两院院士，他们的青年时代都在重庆工作或求学。

重庆的首次“直辖”，诞生于伟大的抗战，它没有庆典，没有歌声，甚至知道的人也不多。但由于抗战的推动，使它注定成为一次变革，使重庆由一个封闭的内陆城市，从此真正走向开放，具有了云水襟怀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