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千户】

随着《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的发布，自4月2日以来举世瞩目的中美关税战暂时告一段落。

在进行进一步讨论前，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变化的时间表：

4月2日，美国宣布对多个国家和地区调整关税，并设立所谓的“10%基准关税”，其中对中国加征关税34%。

4月5日，所谓的“基准关税”生效。

4月8日，美国将对中国关税率提高到84%。

4月9日，美国所谓的“对等关税”正式生效。

4月10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关税率提高到125%，对其他贸易主体的关税暂缓90天，额度为10%。

4月11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对近20类电子产品豁免“对等关税”。

5月12日，中美最终将双边关税水平回调至10%，有效期设定为90天。

美国开启关税战以后相关产业的变化

对于贸易相关产业从业者来说，美国掀起的关税风暴其实属预料之中。特朗普早在2024年胜选前就曾多次释放加征关税的信号，因此此前美国进口商就已提前储备部分库存以缓冲冲击。（相关分析可见《美国商家赶在特朗普上台前抢囤中国货？现实没这么简单》一文。）

尽管外界普遍将中美这场交锋视为“关税”，但对于贸易相关产业来说，博弈的双方不止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还包括主导目前中美供应链的欧美跨国集团。

这点从2024年的贸易数据可见端倪：中美双边贸易额达6882.8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5246.56亿美元，自美进口1636.24亿美元；但如果把视角转向两国企业实际销售数据，则会发现2024年中国企业在美销售额仅786.4亿美元，而美企在华销售额高达4905.2亿美元。

这组反差源于国际贸易统计规则：特斯拉上海工厂出口美国的电动汽车计入中国对美出口额，却不属于中企在美销售；沃尔玛中国门店销售的“中国制造”商品则算作美企在华业绩，但不会增加美国对华出口数据。读懂这种统计规则的双重标准，才能真正理解国际贸易数据背后的真实图景。

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格局，本质上是由上一轮欧美主导的供应链全球化所决定的。以沃尔玛、特斯拉为代表的跨国巨头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前者每年从中国采购数以亿计的商品发往美国超市，后者直接在上海设立超级工厂供应北美市场。这些掌握供应链主导权的欧美跨国企业，不仅决定着货物流向和运输节奏，还承担着从中国港口装船到美国海关清关的全链条责任，自然也成为美国加征关税的直接承担者。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企业与美国关税政策的关联，实际上是通过跨国公司的采购定价机制传导的。

例如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10%关税后，沃尔玛在3月中旬的采购谈判中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以抵消关税成本。这种价格转嫁做法引来了中国商务部的约谈，尽管沃尔玛尝试将部分订单转向越南、印度等替代产地，但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的产能切换。

到4月份特朗普将关税提高到100%以上之后，通过让中国工厂降价以转移关税的方法已明显失效。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大部分欧美贸易商选择暂停从中国这边的装船发货，并观望政策走向。当时货运数据公司Vizion的统计数据显示，4月上旬美国进口集装箱预定量较3月下旬下降近50%。从中国沿海港口至美国西海岸的船期约为15至20天，果然4月下旬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和长滩港船舶挂靠量大幅下降。

沃尔玛在4月21日跟特朗普政府紧急会晤，随后在4月26日通知中国工厂开始发货，采购价格保持不变，关税由沃尔玛自己承担。这场围绕关税成本的博弈，最终以跨国巨头的妥协暂告段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关税政策对美国国内市场的影响，跟中国国内部分舆论的想象及推测有很大差异。

美国进口关税的计税基础是进口商品的申报价格，而非终端零售价格。以某款中国采购价100美元的商品为例，即便叠加125%的关税，使成本升至225美元，在美国市场仍可能以2000美元高价出售。换言之，关税在产品的毛利润中占比就不是很大（净利润是另外一回事）。

沃尔玛采取了“价格投资”策略(Invest in Price)，计划依托资金优势，承担关税成本，以抢占缺货期的销售机会，进而扩大市场份额；苹果集团则干脆针对电子产品实行“电子产品关税定向豁免”。相比之下，中国跨境电商中的中小型进口商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如果经营的产品利润率较低、对关税比较敏感，一旦库存耗尽导致销售中断，其仍需承担场地租赁、人力等固定运营成本，可能直接引发亏损甚至破产风险。

中国工厂受欧美供应链链主停止发货命令的连累，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存储在港口和工厂自己的仓库里。由于货物没有交付，货款结算延迟，导致企业现金流出现压力。在离岸价格条款（FOB）下，部分中国工厂还要承担存储在港口的商品的滞箱费和堆存费。为此，如外贸重镇苏州紧急出台政策，自4月18日起对出口集装箱实施三个月免费堆存支持。

在正常逻辑下，如果欧美跨国公司停止发货会导致需求下降，进而使得运价迅速下降，但这条航线上的船公司在极短的时间里及时撤出了运力，上海出口美国西海岸运价对比2024年全年并没有出现明显波动。这就说明海运承运人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战是有应对预案的。 数据来源：上海航运交易所官网

总体来说，整个贸易产业链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是在有预案的情况下采取了观望态度，并启用了一些临时应对的预案。

美国“友岸外包”政策面临破产

持观望态度的，实际上不仅仅限于美国国内，与中美贸易相关的多个国家也都处于观望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传统的“阳澄湖”水域也已经暂时停止转口业务了。

从目前的消息分析看，这是来自于这些国家政府的直接指令。与其说什么“它们的政府‘跪’了”，更客观的事实是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国博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策调整，本质上是基于对中美关系动态的响应，而非单一倾向某方。正如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中美合作能够主导诸多全球事务”，这一言论就揭示了当前国际经贸格局的核心特征。

由于本次关税战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被动应对，因此局势演变的关键变量仍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转口贸易采取明显的敌视态度，所以在政策调整期各国都会约束转口行为，避免惹怒特朗普政府，成为被其进一步针对制裁的目标——与中国具备全面抗衡能力不同，其他国家一旦被美国针对性制裁，其产业体系与经济稳定都会遭到重创，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可以说，其他国家政府采取措施避免激化矛盾，是权衡本国利益得失后的务实策略。

4月份中美关税战期间，其他各国唯一可见的实质性举措，是跨国产业加速将半成品与原材料供应链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这一动向本质上是美国“友岸外包”政策（Friend-shoring）的延续。

对中国实施战略性遏制，在供应链领域推行“脱钩断链”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长期共识和既定国策。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区别只是采用什么方法。拜登政府时期，为实现这一目标，推出的核心政策为“友岸外包”。该概念由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耶伦于2022年4月13日在大西洋理事会演讲中首次系统阐述，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关税杠杆、立法限制及产业补贴等措施，推动原位于中国的产业链向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印度、孟加拉国等“友岸国家”转移，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造成中国的产业链空心化，最终实现将中国从世界产业链中隔离出去的目的。

这一政策兼顾了产业现状和国家战略，因而获得美国产业界较高程度的配合执行。例如，部分欧美跨国企业向其控股的中国境内工厂及依赖其订单生存的代工企业发出指令，要求后者在限定时间内将生产力搬出中国，并明确表示未来将停止采购中国生产的特定商品。学界将此类行为归纳为“非中国化”（Anything but China）。

相应地，中国加速推进产业升级战略，通过政策引导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同时集中资源发展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受此影响，汽车零部件、电子元件等领域的大批工厂向越南、泰国、墨西哥等地迁移。相关转移客观上为承接国带来就业增长与技术溢出效应，促使这些国家积极配合美国的“友岸外包”政策。

在“友岸外包”政策框架下，中美两国政策合力的客观结果显著加速了中国企业的出海进程。传统海外投资理论认为，制造业出海通常遵循“外贸出口-建立销售网络-本地化生产”的渐进路径，其中海外建厂作为重资产投入环节，需在验证市场需求稳定性、构建安全保障机制后才能实施。但当前政策环境重构了企业决策逻辑：欧美跨国公司利用采购权力，将产能迁出中国作为订单的前置条件，这使得战略决策从“是否出海”转变为“如何高效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指令搬迁的方式，客观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企业的海外供应链安全问题。中国企业出海经常面临安全风险，而现阶段通过美国的“友岸政策”实施的产能迁移，中国企业得以借助美国的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海外市场扩张了。

在此背景下，除了节约成本以外，中企只需重点考虑一个问题：如何扩大在当地的销售以求得建厂收支平衡。代工模式下受制于采购商渠道体系的销售限制，迫使企业转向自主品牌化战略。这种转型与产能本地化形成战略协同，搬迁到所在国以后还能享受美国的关税优惠甚至所在国的补贴，为中国品牌扩大市场提供了很多帮助。

可以说，欧美跨国企业执行“友岸外包”政策，与中国企业出海，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双向奔赴”。

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分出胜负。

通过跟中国打关税战以遏制中国，是美国另一部分人的主张，特朗普只是代表了这部分观点，而且特朗普这种政治素人+魅力型领袖也是做出这种决策的合适人选。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利用关税谈判向美国贸易伙伴施压，要求其限制与中国的贸易。美国官员计划与70多个国家进行谈判 ，要求它们禁止中国货物的转口运输，阻止中国企业在其领土设立工厂以规避高额关税，并且不能在本国经济中吸纳中国的低价工业产品。该战略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为财政部长贝森特。

在中越两国签订一些协议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认为中越两国在合谋“搞垮”美国。越南、墨西哥等国家，从拜登时代帮助美国实现供应链转移的“友岸国家”，在特朗普时期变成了帮助中国占美国便宜的“帮凶”。

美国对外调整关税政策，说明之前的“友岸外包”政策已事实上破产，美国的政策转向已成定局。如何面对一个不一样的美国，成为各国的难题。

准备迎接新的变化

《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中对未来最具指向性的条款，是明确将“关税休战期”设定为90天。这相当于一场拳击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双方斗争到了一个阶段，评估了对手和目前形势，觉得再打下去对自己不利，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实际上在4月份关税战期间，两国不约而同启动供应链管控升级计划，就已透露出相似的备战逻辑。

美国海关在4月15号启用全新的原产地核查系统，严厉打击转口贸易和规避关税行为，要求提供包括产品生产工序流程图等三级溯源资料。监管目标为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墨西哥等国。

几乎同时的4月11日，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了《关于半导体产品“原产地”认定规则的通知》，将集成电路的原产地认定从封装地改成了流片地。而在稀土管控领域，中方继4月强化出口限制后，5月12日，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组织多部门和省份，召开加强战略矿产出口全链条管控工作部署会。

中美两国同时加强了对各自进出口贸易供应链的精细化管控。这显然是两国都在为未来可能更激烈的斗争提前做准备。

若要在本轮关税战中寻找最大受害者，非目前主导全球供应链布局的欧美跨国集团莫属。

这些跨国利益集团通过将生产基地外移而销售网络留在本土的商业模式，成为美国低关税时代的最大受益者：通过离岸生产降低成本，依托法务团队设计税务架构，实现利润最大化与合法避税的双重红利。同时也掏空了美国制造业根基，这一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美国制造业从业者成为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

特朗普一方面面临偿还美债的巨大财务压力，一方面看到巨量的资金流动，用提高关税的手段进行收割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何况在国家层面有合理的理由，在政治方面也兑现了竞选承诺。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都将再度调整，跟中国和欧美跨国集团的博弈还会继续。

中国在目前并不一定会将斗争矛头指向欧美跨国集团，但之前针对欧美跨国集团试图转嫁关税成本的行为不得不进行监管。关税战期间对杜邦中国立案调查，又让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短暂地暴露在消费者的视线之中。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中国跟欧美跨国集团的斗争必将越来越尖锐。

中美关税战预示着欧美跨国公司占尽便宜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目前中美暂停关税战，让欧美跨国集团有了短暂的喘息之机，可以预见的是它们将利用这90天的“停战期”抓紧从中国抢运货物到美国，以补充眼看就要见底的库存，并且为未来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以期待中美两国政策最终稳定下来。在双重挤压下，它们的利润空间大概率会越来越小。

短期看，中国沿海港口要迎来一个发货高峰期。目前美国对小额包裹征收的关税为54%，高于普通货物，加上集装箱海运对邮包的运费优势，也会让一批电商小包改走集装箱海运。海运承运人会尽量补充并扩大中美航线的运力，顺便再大涨一波海运费。

中国这边凭借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行业协作，足以应付这种繁忙的情况。而美国的港口相关行业和集疏运体系，恐怕将面临考验。无法挂靠2万标准箱以上大船的美国港口和七扭八歪的铁路，将限制欧美跨国集团的备货速度。希望不要再出现疫情期间的大规模拥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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