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强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明清两个朝代是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的一段时期，最明显的代表性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正因为如此，才导致我国在近代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也预示了被动挨打的命运。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认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基本没有接触和联系，也就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Spence）在他的名作《追寻现代中国》一书序言中认为：“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指出，19世纪初期以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各国都来和中国做生意，中国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因此其他国家必须用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白银来支付，这也导致16-18世纪世界产银量的大约一半都流入了我国。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Brook）在《价崩：气候危机与大明王朝的终结》一书中认为，由于明代中后期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程度提升引致白银流入增加，而处在小冰河期后期的晚明连年处于干旱和饥荒之中，这大幅提升了物价水平，最终对明朝灭亡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此看来，还得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明清时期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探讨了15世纪末至17世纪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和东亚的地位和作用。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15世纪出现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序幕，世界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破，全球各地经济开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明清时代，虽然我国总体上采取封闭策略，但也无法避免被裹挟进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与此同时，早期经济全球化过程也伴随着征服、殖民和军事对抗，经济变革与军事变革相伴而行。因此，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写照。对于我国来说，与国外的贸易互动到鸦片战争达到了一个分界点，鸦片战争代表着中国与西方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的分水岭：外国人以贸易求助者身份来华的时代就此终结，而以军事征服者身份来华的时代由此揭开序幕。

历史研究的时代性

历史事件是客观发生的事实，这是无可争辩和篡改的，但落脚于文字的历史研究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论。受制于研究者的分析视角不同、研究的侧重点差异、对史料的掌握程度迥异、以及主观意识里的偏见，很多历史研究只可以说是一家之言，甚至可能是对客观历史的故意歪曲。因此，有些人对历史研究进行了攻击，认为“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当然，这种说法略显偏激，但历史研究不是一成不变的倒是客观事实。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tavrosStavrianos）指出：“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也认为：“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的新问题。”也就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透过当代的透镜去窥视遥远的历史。既然如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必然随着“当代”的变化而变化。

李伯重先生认为，从“当代”这个角度看，在近期世界发生的诸多变化之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有两个：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该书初版发行于2017年1月，此时特朗普尚未实施关税等逆全球化政策），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中国的崛起。从经济全球化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在20世纪末见证了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这一阶段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时期。从中国的崛起看，以改革开放为界限，40多年来我国出现了长期的和快速的增长，在经济、军事、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把我国的各个省份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在1978-1995年，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二十个经济体都在中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Moore）曾说：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让所有发展国家都嫉妒。

上述两个重大变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我国的快速崛起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融。全球化因为我国的加入而具有更丰富的含义，我国则借全球化的东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如果向前追溯，我国与经济全球化的交集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甚至在15-17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早期，我国就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这也是李伯重先生在《火枪与账簿》一书中要讨论的问题。

世界近代化的全球性因素

从研究视阈的角度看，可以将历史研究简单地分为国别史和全球史。国别史以国家为单位，主要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过往演变路径，是很长一段时期历史研究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史学家对二战之前盛行的民族主义史学感到厌恶，认为民族主义史学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思想根源之一，在这种氛围中，全球史应运而生。全球史重视比较研究，并且将比较研究建立在相互影响的基础之上。相互影响就是承认作用的双向性，而不是过分夸大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甚至完全忽视其中一方的作用。

从传统的中西关系视角看历史，会有如下特点：一是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和西方，西方又主要指西欧部分地区；二是研究强调单向关系，早期是从中国到西方，16世纪开始则是从西方到中国。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会有很大不同：一是中国与西方都是全球的一部分，二者之间还有诸多地区，这些地区也在中西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会改变中西交往的内容和形式。二是中国与西方的互动关系多数时间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既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

之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近代化就是西方的近代化及其全球扩展，其他地区只是近代化的被动跟随者。一些人甚至因对这种观点太过痴迷而在意识中形成了病态的优越感。但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世界近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过程，虽然西方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其他地区所起的作用也绝不能低估，更不能忽视。新的共识是：西方的兴起和扩张造成的全球发展是近代化的重要原因，而被西方影响和征服的地区对西方的近代化作用也非常大。没有这些地区的参与，西方不可能实现近代化。彭慕兰（KennethPomeranz）认为，如果没有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资源，西方不可能积累起那么多财富并实现经济的近代化。

从科技史的角度看，不少专家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印度、伊斯兰地区的技术传入，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否可能发生还是个问题。例如，一向被视为工业革命标志的阿克莱纺纱机很有可能与我国有着某种联系。李伯重先生在前期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认为（详见《“楚才晋用”？——元代中国的水转大纺车与18世纪中期英国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我国元代水转大纺车有很大概率是阿克莱纺纱机的原型，虽然阿克莱纺纱车的发明者理查德·阿克莱（RichardArkwright）本人可能没有亲眼见到水转大纺车是什么样的，但他可以从传教士哪里看到大纺车的图样，以及经由各种渠道传到英国的水转大纺车的重要部件。例如，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纺织技术进行相当广泛的调查，绘制了大量织机图，寄回欧洲。李伯重认为，开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所依靠的技术成果绝非英国自身的发明，而是此前欧亚许多地区技术成就的汇集。另外，根据李约瑟的观点，在16世纪之前，我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大航海时代后沟通交流已经较为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说西方完全没有受我国技术的影响，似乎也不太合理。

15世纪至17世纪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各国各地区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互通有无的过程，也是全世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的过程，这个过程初始阶段的主要表现就是用贸易手段把世界主要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网络。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全球性因素早已有之，但无奈受制于交通因素，经济全球化只能是零星、缓慢地发展，直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彻底打通了全球化的交通障碍，从此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从造船技术上来讲，我国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在船上开始使用罗盘，并在技术上发明了水密舱，这使得船在撞到礁石后不会快速沉没，船上人员及货物基本可以保全。到了元代，我国著名航海家汪大渊于至顺元年（1330年）从泉州出海远航，历经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埃及等地，航行远至索马里、莫桑比克，前后历时5年。明初郑和则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宋元时代，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也地区性地进行海上贸易，但受制于尚不具备大规模、远距离和安全廉价的运输能力，全球贸易呈现地区性、碎片化状态。直到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达·伽马发现从西欧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路，世界各地区才具有较为容易地联系起来的基础条件。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梅斯托（FelipeFernan－dez-Armesto）在《1492:世界的开端》一书中认为，哥伦布航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92年那一年，不只基督教国度改头换面，整个世界也脱胎换骨……我们置身的现代世界绝大部分始于1492年。”诚如费尔南德兹-阿斯梅托所言，到15世纪末，世界经济通往全球化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

在经济全球化早期，传统观点认为我国基本上是一个自我隔绝于世界的旁观者，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才被迫打开国门对外开放。但近年来，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作者在书中指出，地理大发现之前，我国就在亚洲东部和印度洋东部经济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大潮。对于我国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存在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

从交易商品看，我国是部分国际贸易商品的主要产出地和出口国。16世纪和17世纪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贸易种类主要集中于非竞争性商品，特别是那些只有某些地区才能生产的地方特产，如亚洲部分地区和我国生产的丝及丝织品、香料、棉织品、茶叶和蔗糖，这些商品构成了当时国际贸易的主体。上述商品的主要产地是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购买者是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斯蒂芬·普拉特（StephenPlatt）在《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一书中写道，1717年开始，东印度公司开始大规模派船到中国，除了购买红铜、瓷器和生丝外，还大量购买茶叶，至1725年，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广州输入英格兰的茶叶达到25万镑，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英国人能大量获得茶叶的地方唯有中国，1784年，英国国会甚至通过一项法律，要求东印度公司随时都要有足够英国一年所需的茶叶战略存量。

从贸易参与者看，在马六甲以东的各商业口岸，活跃着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其中中国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成为东亚国际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群体。需要注意的是，在16世纪以前，在印度洋海域和东亚海域的海上贸易中，不仅没有大家都遵守的贸易规则，没有安全保障机制和仲裁机制，甚至也没有共同的商业语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印度洋地区和东亚地区，大大改变了上述状况。他们把印度洋、东亚与大西洋联系起来，建立了全球性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真正的全球化进程。在《大明王朝1566》这部口碑较好的虚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明朝参与国际贸易的影子，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多处涉及了明朝参与国际贸易的具体内容。在第一章讨论嘉靖三十九年预算执行赤字时，赤字中有三百万两白银用来造三十艘战船给兵部调配使用，但兵部并没有收到这些战船，结果是其中的十艘用来运送维修皇宫的木料，另外二十艘被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用来运送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至波斯、印度等地。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改稻为桑，目的是更多地生产丝绸用于出口，从而换来白银弥补国库亏空。虽然文学作品存在虚构演绎的成分，但在《明史》中却明确有关于“桑争稻田”的记载。

从交易媒介看，由于我国持续顺差，白银在经济全球化早期大规模流入我国。在我国与西欧和日本的贸易中，对方对于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存在巨大需求，但却没有多少产品可以在我国市场上销售，这就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个问题不解决，贸易就无法长期进行下去。从16世纪开始，日本、美洲等地的白银生产大幅增加，从根本上解决了贸易逆差问题，为日本、西欧与我国的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撑，极大地推动了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明史学者万明估计，1570-1644年通过马尼拉输入我国的白银约7620吨。万志英（RihcardVonGlahn）认为，1550-1650年通过菲律宾进入我国的白银约2304吨。明清史学者梁方仲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估计，从1573年到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对中国白银的输入至少在一亿两白银以上。

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观察，我国都是早期经济全球化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臣李鸿章在一份奏章中说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这个“大变局”的说法后来也成为中国史研究中的共识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调。但深究起来，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实际上开始的更早。

15世界至17世纪的军事全球化

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并不是只有莺歌燕舞、平等交易的文戏，更有刀光剑影、炮火连天的武戏。可以说，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也是征服、掠夺、剥削和殖民的历史，其中充满了斗争和对抗，军事就是斗争和对抗的直接载体和表现形式。军事战争不仅发生在西方国家与被征服者之间，西方国家内部为了争夺利益也会爆发冲突。例如，17世纪初，西班牙曾多次进攻荷兰人控制的香料群岛；162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联手，对抗入侵台湾地区的荷兰人。军事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对抗，其主要目标就是战胜对手，而军队的战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人所使用的武器。

在13世纪之前，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军队基本上都使用冷兵器，即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之类的武器。冷兵器时代，军事对抗的形式及获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很长时期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我国宋代发明了火器，自此军事技术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宋代主要火器是突火枪，也就是将竹子打通，里面填充火药和碎石子，再引爆火药将石子发射出去。明末科学家徐光启曾说：“古之远器不过弓矢，五代以来变为石炮，胜国（指元代）以后变为火器，每变而趋于猛烈，则火器者，今日之时务也。”在16世纪之前，火器技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战场接触，因此火器技术在全球扩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火器技术从我国传到西欧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火器技术传播出现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区的联系较以往大为加强，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也随之增加，兵戎相见的几率也大幅提高，这就迫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寻求先进的军事技术。二是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网络，各种知识和技术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传播，技术传播的时空局限性不断缩小，先进军事技术扩散变得更加容易。三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是商人，如果利用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可以带来更好的回报，商人就会把技术出售给能够出最高价钱的主顾，这其中也包括军事技术。例如，1511年，葡萄牙攻陷满剌加后，葡萄牙舰队司令与在马六甲经商的中国船主交朋友，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中国海商获得了他们带来的火器。四是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世界一些地区的军事技术出现了革命性进步。这个革命使得军事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从而迫使陷入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必须不懈地追求新的军事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创新，结果是更新、更先进的军事技术得以更快、更广地传播，形成全球性互动。

作者在书中认为，火器在世界的传播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2-15世纪，传播方向是由东向西，即从我国经由丝绸之路，最终到达西欧。此时，我国的火器首先传到西亚，再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第二阶段是16和17世纪，方向是由西向东，即从西欧向东扩散至世界各地。我国在明朝中后期，积极引入西方的军事技术，其中就包括我们在历史作品中经常看到的佛郎机、鸟铳、红夷大炮等。而且，明朝还对引进的军事技术加以改进，使其威力更大。这里可以多说一句，为什么明朝在引进先进武器方面非常积极，但清朝却不感兴趣呢？李伯重认为，还是需求在起作用。明朝积极是因为在军事上有需要，明朝从成立之初边境就不安定，先是蒙古残余势力有待清理，之后是倭寇不断作乱，最后是满族的进攻构成了很大威胁。反观清朝，中前期社会总体较为稳定，基本没有强劲的对手和大的威胁，所以对引入先进的军事技术不甚积极。还有一种可能原因就是清朝统治者害怕火器技术传到汉人手中会导致反满起义。到鸦片战争时，清朝的火器已经严重落后于英国，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现在出现的一个待解问题是，为什么早期经济全球化与军事对抗相伴而行呢？李伯重认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经商求利成为时代主旋律，但由于国际贸易空间空前扩大，而共同的游戏规则尚未建立，商人贪婪的本性在这个广阔无垠同时又无法无天的天地里更加暴露无疑，为了利益最大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这其中就包括使用战争手段使对方屈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军事技术革命以及军事对抗也成为一个重要现象。

如果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首先我们要去发现这个小姑娘，然后才有可能对她进行梳洗打扮。如果任由已经存在的历史叙事遮住了视线，那么就很可能无法发现这个小姑娘。囿于传统的历史叙事，我们基本上都认为我国明清时代与世界相隔绝，对于历史发展大潮闭目塞听，并逐渐在世界的快速前行中掉队，最终导致了被动挨打的结果。固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只是说出了历史的梗概，梗概背后还有更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就如李伯重先生在《火枪与账簿》一书中所分析，在15-17世纪的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是重要参与者，甚至有极大可能在技术上对欧洲的工业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有些历史叙事很容易陷入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这就需要历史研究者充分发掘“点”和“偏”之外的更多史实，从而让历史的面目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