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杨程晨

　　1945年，蔡木林带着儿子蔡镜辉在台北牯岭街摆书摊，旧书生意就此开始。80年后，蔡家第三代蔡彤明仍在这条街上与旧书为伴。“松林书局”的颜体字匾额历经风霜，斑驳痕迹记录着80年来书店与台湾文人的交往。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记忆中的老台北，坐在匾额下的蔡镜辉守着快要堆上马路的故书堆，不可不谓城市八景之一。如今的牯岭街略显落寞，古币、邮票生意占了半壁江山，书店仅寥寥数间。站在骑楼中，很难想象过去的热闹景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海上运输受严管。在嘉义经营木材生意的蔡木林携子北上。彼时的牯岭街一带为日本殖民当局宿舍区。1945年，日军战败，只被允许携带一件行李登船的日本人索性贩售旧书、字画，牯岭街旧书生意就此萌芽。

　　因缘际会，蔡木林接收了“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一位教授的所有藏书，开始做起“包袱买卖”。这门生意，竟让蔡家与台湾光复80年来一代代文人产生交集。说起这些来往，蔡彤明不无感慨。

　　1945年，大陆书店在台北重庆南路开业。蔡木林送去“东壁书林”四字墨宝，受到于右任、傅斯年等人赏识，缘分就此结下。“传统中式民居的东厢房常作为藏书阁，‘东壁书林’由此而来。那个时代的台湾文人深受国学熏陶，阿公与于先生、傅先生的往来不会因社会地位的悬殊产生隔阂。”

　　相反，二人成了松林书局常客，其后代也与书店交情甚笃。1964年，蔡家在牯岭街购房扎根。钱穆、张大千、台静农……来书店找书的老教授们更是络绎不绝。甚至在“白色恐怖”时期，这里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的避难之所。

　　在蔡彤明眼里，蔡木林既有着生意人的个性，也饱读诗书，甚至还有自学中医为病友正骨开方的经历。

　　而父亲蔡镜辉与阿公风格迥然不同。一台收音机、一本老书、一张竹椅，是蔡镜辉顾店的固定搭配。他坚持，向读者荐书前要读过该书，对各种偏门旧书如数家珍。并且他还有“看家本领”，能将要找之书从一摞摞书堆中准确抽出，其他书籍岿然不动。

　　“远道而来的书友不论提及多么生僻的老书，松林书局都不会让他们失望。即便当下没有，爸爸也会帮他们找到。”蔡彤明对记者说。

　　雕版印刷的《康熙字典》、明代的《西游记》、木刻版线装医书《本草纲目》……蔡彤明一再强调：“我们是传统旧书店，不是二手书店。”不大店面，《四库全书》与康德、黑格尔的德文原著并存。西学东渐、中西合璧是他对“松林”80年历史的概括，就这样，松林书局成为“台北八景”之一。

　　为了让现代读者认识“松林”，接手生意数年的蔡彤明做了些新尝试，最明显的是装修。过去书友玩笑称“松林”的书有“炭烤”“水渍”“虫咬”三大特色，在蔡彤明打理下，地砖、电路焕然一新，书架配备了防震功能。这也让书店有条件举办线下活动，吸引读者入店。

　　2012年，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栏目组来台，为全球华人观众介绍牯岭街。因此，松林书局与蔡镜辉在两岸读书人中有了知名度。10多年过去，蔡彤明说，至今仍有许多大陆读者慕名前来。“两岸交流最热络时，东北的哈尔滨、西北的甘肃，都曾有读者来找书”。

　　2023年，蔡镜辉因病离世。“松林”老友何先生向蔡彤明发来悼念文字：令尊长年以书为伴，乐在其中……久而久之，乐而忘老之将至。

　　因新冠疫情从科技业离职的蔡彤明愈发坚定，要把蔡家的旧书店操持下去。“‘松林’对我而言不仅是一间书店，如何先生所讲，它是两代人毕生的志业，也是那一代台湾文人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