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法治日报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社会风气如何，是法制实施状况的晴雨表，研究法制史离不开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变的时代，其社会风俗的变化，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概而言之，春秋战国风气之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礼崩乐坏”，旧的法制式微。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尚书大传》记载：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礼”是对周朝各种制度的概括，它主要是由周公奠定的，但也不能俱归于周公。至少周文王的贡献不能抹杀。《史记·周本纪》载：“西伯（即周文王）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正因如此，司马迁得出周文王在位时期已经“受命”“称王”，甚至“改法度，制正朔”等结论。这种说法虽然曾遭到学者的质疑，但周文王无疑整合了始祖后稷至王季时期周族的文化传统，进而制定相应的礼乐法度，为周国、邻国甚至是西部同盟国所共同遵循，这则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基础。任何一项制度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 　　周朝的礼乐制度经历了二百七十多年，到了春秋战国走向“礼崩乐坏”的时代。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说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孔子对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痛心疾首，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意思是，天下有道的时候，制作礼乐以及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决定；天下无道的时候，制作礼乐以及出兵打仗，由诸侯作主决定。由诸侯作主决定，大概经过十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大夫作主决定，经过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陪臣执掌国家政权，经过三代很少有不垮台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各个领域。研究新旧法制如何交替，春秋战国历史是个很好的研究样本。 　　第二，尊法习法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根据对郭人民教授《秦汉制度渊源初论》和朱绍侯教授《军功爵制考论》的研究，春秋初年，晋国消除宗法公族特权制度，确立了军功任官、军功赏田制度，抛弃了亲亲尚恩的观念，树立赏罚严明的指导思想。晋顷公时“铸刑鼎”，公布一罪一罚的成文法，晋国形成赏罚分明的法治政治。“晋国有法，始乱者死。”直到春秋末年仍然是大臣遵守的一条政治原则。这种赏罚严明的思想在晋国推行了约两百年，成为后来战国推动各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前导、法家学术思想的主要历史来源。 　　战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延续了春秋晋国的法制路线。商鞅自魏国入秦，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军功，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最终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战国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形成了崇尚法制的社会风俗。《荀子·强国》记载，公元前259年，荀子坐着马车入秦，一路上轻车缓行，细心观察秦国的风土人情、吏治民生，荀子跟秦国的百姓、小吏、官员、朝臣都有密切接触。荀子的赵国使臣团在秦国路过，没有军队净道，没有百姓围观，秦国军民各行其是，对他们视而不见。荀子主动跟他们交流，发现秦国军民都知法守法，朴素老实，奸诈之徒基本没有。荀子称赞道，秦国的百姓简朴淳厚，其音乐积极向上，无靡靡之音，人们的穿着整洁大方，无奇装异容；百姓敬畏法律，服从官吏的管理；关于秦国的官吏精神状态，荀子说，他们都是严肃认真的样子，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关于在朝廷里做事的士大夫的精神状态，他们都是从家门到公家衙门，从公家衙门再到自己家里，没有私人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帮结派，廉洁奉公。当然，荀子认为秦国没有儒者，这是一个缺陷。 　　第三，官府定期进行讲读政令，推动尚礼向尚法转变。朱红林教授在《岳麓秦简“读令简”研究——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第九》一文中指出，《岳麓伍》简201-202有关县、乡、里三级行政机构读令的记载，可以与成书于战国的《周礼》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定期宣读政令的制度相印证。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国家各级行政区内定期宣读国家政令的读法（令）制度确实是存在的。当时的读令制度不仅是宣读国家的最新政令，同时也是国家思想文化宣传的一种手段。有关官吏不仅要宣读国家的相关政令，更要给百姓解释并进行劝导，使之能够切实理解并遵行。所谓“以吏为师”，就是读令制度的具体写照。这说明战国尊法习法，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