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傅雷译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上世纪80年代初，纸张稀缺，书籍供应紧张，能从新华书店抢到一本世界名著，太难了。每逢周末回家的途中，我会拐到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去看一眼，那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货源相对丰沛。

那家书店的二楼叫学术书店，那天在那儿隔着柜台努力辨识营业员身后书架上有没有我想要的新书时，听见他们正在议论征订《傅雷译文集》的事情。对一个选择中文系的女生来说，会不知道傅雷吗？我就央求营业员给我看一眼《傅雷译文集》的总目录。1981年版的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傅雷译文集》总共15卷，除了收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等名著外，还有丹纳的《艺术哲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深知自己的口袋里没有多少钱，只能鼓足勇气小声地问营业员征订办法。

一定是我一副学生打扮让营业员料定我买不起这套皇皇巨著，他把征订单重重地甩在了柜台上。看罢征订单，我明白只要将自己的信息写在征订卡上交给营业员，书到了他们就会寄一张明信片给我。我带上明信片和钱来书店，慢慢地，《傅雷译文集》就是我的了。

征订卡写到一半，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际：万一这15卷书一起到呢？第一卷《傅雷译文集》定价是2元8角5分，如果每一卷都是这个价格，一套书总价就是42元7角5分。如果一下子把一套《傅雷译文集》搬回家，就得伸手问我爸妈要钱，这怎么可以？

好在，文集到底还是一卷一卷慢慢地出的。我的《傅雷译文集》第一卷购于1982年3月，收有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奥诺丽娜》《禁治产》《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拿到书后，我等不及回到家里就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拽着栏杆一手紧紧拿着书读起了《高老头》。为什么不是首篇《夏倍上校》而是末篇《高老头》？小学四年级时邻居哥哥曾给我小半本《高老头》，正在为写不好作文而苦恼的小女孩，先是闻到了伏盖公寓里那股说不出来的味道，看到了高里奥老头那受气包一样的模样，后来，跟随年轻的拉斯蒂涅一起好奇于停掉买卖之前高老头到底挣到了多少钱财？又怎么会被两个女儿弄得住进了又脏又臭的伏盖公寓……但是，小半本《高老头》到“富有每年六万法郎以上的进款，自己花不了一千二，高里奥的乐事只在于满足女儿们的幻想”就没了，仿佛买了只大西瓜用刀剖开后看到了红彤彤的瓜瓤，放西瓜的桌子被冒失鬼撞翻了西瓜碎了一地。现在，一卷刊有《高老头》的《傅雷译文集》在手，我怎么可能按捺住自己回到家里再展读？

得书不易，又是用从不多的零花钱里抠出来的钱买的，从《高老头》开始，《傅雷译文集》这一卷被我翻来覆去地读。直到三个多月后收到让我去买第二卷的明信片，“高老头”才被我珍重地藏进家里属于我的那一格衣橱里。

大学毕业后，就业、恋爱、结婚、生子、几次跳槽、数度搬家，我的那套灰蓝色封面的《傅雷译文集》只剩下了一半。这套《傅雷译文集》的第七卷到第十卷是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同学开始言必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傅雷译文集》才出到第四卷，而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眼看着有三个同我一样的爱书者各买走了一套书，我再也沉不住气了，几乎倾尽了口袋里的钱买了一套。自然而然，我就放弃了《傅雷译文集》中的第七到第十卷。第十五卷丹纳的《艺术哲学》，我也是买了另外的版本。至于还漏买了哪几卷，已经记不清，能肯定的是，收有苏卜《夏洛外传》、罗素《幸福之路》、杜哈曼《文明》、牛顿《英国绘画》和文学、音乐及其他译文的第十四卷，我没有买。原因何在？当时的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苏卜、罗素、杜哈曼和牛顿他们写的，虽不是小说，却比有的小说好看多了。

被我恭恭敬敬地摆放在书柜显眼处的这套不齐全的《傅雷译文集》，最末一卷是第十一卷。收了我最喜欢的《欧也妮·葛朗台》的第二卷，连书脊都松了。正因为读熟了《欧也妮·葛朗台》，毕业后当高中老师给孩子们讲这部小说的节选时，我巧妙地在规定课时里将全书的轮廓描述给了他们，更是把为什么要读巴尔扎克借此机会分享给了他们。很多年以后，大数据帮我找到了几个我早年的学生，回忆与我相关的往事时，他们说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几节我讲述《欧也妮·葛朗台》的语文课。

买书的故事固然值得记录，这套译文集给予我的，套用一句歌词就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拿到译文集的第十一卷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以后，从中得到的谈资让我在一众同学面前挣足了面子；我不会忘记，是巴尔扎克打开了我更广阔的外国文学的视野；我更不会忘记，当我陷入青春期的焦躁和忧郁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一遍遍地提醒我，“事过即忘，所以永远不要灰心”，尽管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不属于《傅雷译文集》，但，也是傅雷先生的译本。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