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陈来虎

　　中共党史研究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逻辑、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的关键途径，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其意义不仅在于“向后看”的历史总结，更在于“向前看”的路径探索。2024年，学术界继续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新进展。笔者从中撷取相关成果加以梳理，以期反映年度党史研究状况，谨供学人参考。

　　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

　　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2024年召开了系列学术会议：“新时代高校党建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理论与实践研究”研讨会、第36届全国中共党史党建学学位点会议、第四届全国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第三届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书评会、“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首届巴渝论坛等，旨在深化党史研究成果交流，助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

　　在学术研究方面，刘亚男考察了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的逻辑理路与方法论。袁武振、梁月兰等梳理了习仲勋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韩钢、周逸宁分析了党史权威学者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欧阳军喜、周子健根据1920年代至1950年代出现的中共党史文本，探讨了中共党史学科知识形态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宋学勤、张天睿则考察了中共百余年历史主题主线的话语表达。蒋积伟、温储源认为，需要加强对党史概念的理解、表达与研究。就学科建设而言，何志明认为当务之急是厘清各二级学科的建设思路，为一级学科的发展夯实学理基础。卫玮岑探讨了一级学科视域下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架构与功能运行。王炳林提出学科理论实际上是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构成的知识体系。刘建民认为学科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满永指出，无论是彰显学科研究方法的自主性还是要累积学科知识体系，都离不开对中共历史进程本土性的观照。王才友提出中共建党史研究应进一步考察中共建党的组织联动和政党联动。侯冠宇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及进路。

　　关于党史理论、方法，伴随史学研究的新转向，中共党史研究亦受其影响。学界对党史著作、党报、党刊的研究正在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张子秋研究了《国家与革命》在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苏两国革命经验的反思及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解国家学说中的作用。王也扬关注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毛泽东等一批党的创建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发挥的重要作用。魏勃考察了《布尔塞维克》将近五年的办刊历程所反映中共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相关情况。蒋建国研究了延安时期报刊的个体阅读情况。李金铮通过对一份手写油印本的量化分析，探讨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简体字实践。桑兵著《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梳理了持久战的理论源头，解读了《论持久战》为何要写，对谁而写。张皓认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对统一中国人民思想认识有指导意义。王子聪注意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教材与党员训练。赵兴胜、段晓文对革命年代中共妇女教材编写问题予以关注。姜智芹考察了20世纪50—70年代“红色经典”在海外的传播。高敏通过《中国文摘》注意到中共重视媒体传播和塑造国际形象的历史经验。由于党史作品数量众多且容易聚焦，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

　　此外，陈红娟提出可借鉴文本学研究方法来深化中共思想史研究。瞿骏一方面将情感维度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中；另一方面，提出以返读“经典”的方式推进中共党史研究。梁馨蕾挖掘了中共军队草鞋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与战争记忆。文瑞钦提出“时间”话题在审视旧议题与开拓新进路上具有可行性。再如，赵万里对“地主”概念，陈良对“红色”词义，侯竹青、郭威对“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表述等分析、探讨，使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入。

　　党建历史经验与特点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试验场，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智囊库。从党的建设和执政理念中汲取经验、教训，服务于当下也是学术研究的使命关怀。关于党建史研究，在组织建设方面，黄志高考察了中共早期对党支部的认识。孙会修考察了旅莫支部与中共早期纪律建设。孙浩程研究了“活动分子会议”。王涛考证了中共二大党章来源。李里研究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地下党应对危机的组织理念和运作方式。张蓝天探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党员“自首”问题的灵活处理；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叶帆客观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各初级军事院校为中共培养军事指挥人才的情况。朱斌注意到中共在延安时期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引领作用。温海波研究了中共对乡土杂字的利用改造问题。张中良、赵怡考察了中共抗战文艺政策的演变。石云霞则梳理了中共领导文化建设的百年实践与历史经验；其他方面，张健、崔慧娟对中共自我革命制度进行了分析。郭江山、朱华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巡视制度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张会芳从域外视角对日本中共建党史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

　　关于党的执政理念，张波认为中共的文明观为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指南。谢长安指出，中共的民主观有助于实现民主发展与社会进步、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高国荣考察不同时期中共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周中之对“枫桥经验”的研究以及刘仓探讨的群众史观，均体现出中共在治国理政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关于党际关系，张新洲、吕延勤探讨了1923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分化问题。桑兵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领导权问题进行探讨。盛差偲通过《党的建设》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组织建设理论的借鉴。马思宇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团制度、群众组织与党群关系。于化民关注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制定与调适。

　　党史人物与重要事件研究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长期以来占据着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位置。曲青山就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孙迪就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陈晋就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开辟和拓展问题，李捷就毛泽东与中华文明发展新道路议题，张海鹏就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石仲泉就毛泽东的科学文化现代化观，蒋建农就毛泽东的知行观，张勇就1924年至1949年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实践探索，张皓、孙伊琳就1947年至1949年毛泽东考虑访苏而未成行之事，胡天娇就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如何应对“反华大合唱”危机，王昌、郭若平就青年毛泽东政治意识，李庆喜就毛泽东的治疆思想，陈永亮、张晏宾就毛泽东治藏方略，尹旦萍就毛泽东对中国妇女事业的贡献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202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蒋永清从国际战略、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国家统一、领导力量五个方面分析，认为邓小平绘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曲青山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战略决策，陈金龙就邓小平“历史自信”从多维度进行阐释。伴随改革开放史研究热潮，学界对邓小平的研究多聚焦于此。关于其他党史人物研究，石仲泉考察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的角色。牛建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采取措施调整和改造工商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张蓝天考察了王明在1937年底至1938年下半年长江局时期的言行逻辑。秦勤探讨了瞿秋白的纪念观。秦红研究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期的秦邦宪。另有研究表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呈现出“眼光向下”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关注。黄道炫通过对蔡迈轮日记资料的挖掘，将一段大历史中小人物的鲜活形象呈现出来。

　　关于党史事件研究，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学界亦有相关成果。此外，罗平汉分析了中共早期武装斗争失利与角色定位。李晔晔探讨了中共从五四至五卅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宋弘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武器”概念及“武器与人”的认识。张德明考察了来华外国人对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金冲及、邵建斌论述了三大战役的胜利。薛克胜探讨了国共北平和谈前后南北通航问题。李在全对1949年中共中央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事件进行了再研究。朱劲涵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会公私关系之争问题进行了探讨。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具象必然体现在多个方面，因而从事件史的角度检视中共党史研究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地方党史与区域实践研究

　　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受学术研究转向风尚引领，加之党史研究本身的属性要求，如关注政策实践的区域差异、意识形态建设在地化、基层治理与区域发展等，党史研究出现浓厚的地方化色彩。王才友探讨了1923年至1928年间浙江东阳县的组织嵌入和革命发展问题。郝平、安旺旺研究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土地政策的实践历程。张宽考察了中共在东北沦陷区的民众动员情况。李国芳考察了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创立、设计及运作。黄正林对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财经政策转型问题进行了研究。张逦分析了华北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中共如何发动群众，武装保卫粮食变被动为主动的。王春英探讨了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对敌贸易斗争问题。孙扬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实践问题。许俊拯研究了1940年至1949年山东革命根据地对外贸易中的“以货易货”问题。吴起民考察了冀鲁豫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政策。董昊考察了1949年干部南下后山东解放区的组织困境及其应对。李蔚暄研究了中共在1950年至1951年上海国营纺织企业民主改革中引入政治动员手段取得的成效。王永华、瞿晓鹏考察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教学实践与革命新人培养。地方党史研究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研究空间，深化了研究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突起

　　2024年7月18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学理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门议题，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也成为党史研究的迫切命题。王海军就1919-1949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石仲泉宏观上将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题归结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何虎生、薛思齐研究了中共在延安十三年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朱佳木、吴德刚均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探索者。王均伟从思想、制度、物质、精神、战略、国情六个方面分析，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刘合波探讨了三线建设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相关研究较深入。石仲泉论述了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提出邓小平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张海鹏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论”。武力、曲冠青从大历史观角度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进行考察，提出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正在被书写，在广度和深度上有待进一步开拓，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化历史解释体系还任重道远。

　　党史新资料与新问题

　　关于中共党史资料与著作，2024年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重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重要活动，集政治性、权威性、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

　　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学者们在史料方面的挖掘出现自上而下、由内而外趋势，地方性资料、普通人的记载、海外馆藏及数据库等出现，新的论域和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张建华注意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保留了大量涉及中共党史的档案文献，未被充分发掘和利用，致使相关中共党史新问题因文献缺乏而湮灭无现。李红娟关注了俄罗斯馆藏共产国际的中国机构相关的档案文献，并对俄罗斯历史学家依据这些档案和文件集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予以关注。孙会修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相关档案为主，就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小组指导员问题进行了研究等。

　　综上所述，2024年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研讨、论著发表、资料挖掘等方面均有明显进展。一方面，党史研究常被关注的领域，譬如中共政策、制度、革命思想、组织、党史人物、党派关系、根据地史、武装斗争、群众动员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新史料的挖掘，如国内各地期刊档案、人物资料、历史遗存等，俄罗斯、日本、法国等馆藏档案、报刊等逐渐被利用，加之新文化史、新革命史、新政治史、书籍史、概念史、生态环境史、医疗卫生史、性别史、情感史等新视野、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使得中共党史研究面貌发生了鲜明变化。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也不乏理论建构空洞且陈旧、语言表述苦涩、微观至细碎、缺乏使命关照与人文关怀等问题。如何加强批判性、前瞻性、全球性视角，“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问题，为全球现代化理论贡献中国方案，值得学界相关成员思考与期待。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为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红军长征在甘肃资料整理与专题数据库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