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社会科学从最初的与实践全面直接互动（相互吸取营养）走向共识越来越多，并越来越精致专业，分化出具体学科与专业，学术研究也逐渐变成对话式的。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要先经由社会科学的大循环，再进入以对话为特征的小循环研究中来

　　重建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向西方学习，恰恰是按学科和专业向西方学习的，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直接从西方社会科学中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共识和当前正在开展的分学科分专业的具体研究。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和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与西方的工业化和发展方式以及发展阶段是十分不同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还需要有一个直接面对中国实践，不分学科不分专业，整体理解中国以形成对中国总体认识的阶段，而不能直接进入分学科分专业的具体研究中去。

　　先总体认识，百花齐放，再经过激烈的理论竞争，形成理论共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开展具体研究的前提。形成理论的过程也是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的过程。只有在中国经验与实践的语境中形成对西方一般理论的批判性认识，将西方一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才能让西方理论变成资源。倘若没有在中国经验中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共识，那么按照学科产生的具体研究就会变成盲人摸象。

　　将研究一开始就局限在学科和专业上，甚至刻意建立学科壁垒，就不可能形成关于中国整体的理论共识，就缺乏对中国整体的深刻理解。照搬西方理论只会产生教条主义，如果直接基于西方现有的学科和专业开展研究，不仅会让研究的问题变得琐碎，而且会脱离中国实践。

　　因此，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先经由社会科学的大循环，再进入分学科分专业的精致的具体研究，进入以对话为特征的小循环研究中来。

　　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的基本特征是从经验与实践开始，经由理论提炼形成理论性的认识与判断，再到实践中检验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没有真正进入一个艰苦、混沌和开放成长的社会科学大循环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就接受了已高度成熟的分学科、分专业的对话式研究的小循环。

　　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的基本特征是从经验与实践开始，经由理论提炼形成理论性的认识与判断，再到实践中检验。在大循环中，理论的目标是认识经验，一个理论好不好，关键就在于这个理论能否深刻认识实践，是否具有对实践和经验的解释能力。在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中，当然会有包括西方理论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智慧作为理论资源，这个理论资源却只是启示而非教条。

　　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同时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具体的研究，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步形成对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的认识与判断。二是借助大量具体研究，对中国总体经验展开思辨，在更加一般的层面认识中国。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理论指导所形成的对中国实践的一般化认识，相互竞争，相互补充，有些会发生融合，有些则独立发展，这就形成了几套都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符合逻辑的一般化理论。这些理论可以为具体研究提供指导。

　　从实践中开始，直面实践与经验的社会科学大循环，必须是大胆假设的、粗糙的、没有答案预设的，是需要完善的。只有经过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允许各种理论竞争，才可以在理论竞争中形成具有深刻性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是可以解释经验、认识实践，使人们可以更好地改造实践的。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小循环的特点恰恰是：学科、专业、对话、繁琐、平庸、无谓的细枝末节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补直面经验“野蛮”成长这一课，因此，要反对精致的平庸，反对机械的对话，反对学科与专业壁垒，要让中国学界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深刻的片面远比精致的平庸要好，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是稀缺品。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小循环的特点恰恰是：学科、专业、对话、繁琐、平庸、无谓的细枝末节研究，等等。

　　小循环就是“理论—经验—理论”的循环，这其中的理论，实际上是指从既有的西方理论中提出问题，然后用经验去验证，以证实或证伪相关研究。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小循环，也就是对话式研究。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在没有进行一场深刻的大循环的学术运动前就进入了对话式的小循环。这必然造成当前以小循环为特点的对话式研究没有方向、精致平庸，真正的重要的实践中的问题却被排斥在小循环之外，研究脱离中国实践，也无法回答中国实践中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小循环中存在的显著问题可以简单列举如下：与西方对话的中国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当前中国学界的主流，在中国学界中具有典型性。与西方研究对话，按西方学界设定的问题做研究，研究西方的问题，在西方刊物发表论文，还可以对西方的具体研究提出挑战，这似乎成了当今中国“最顶流”的研究。因为能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能赢得西方学者的认可，这样的中国学者就很可能成为中国“最顶流”的学者，也很快就能获得体制身份，在学术上和体制上“引领”中国学界与西方研究对话。在这种研究中，问题意识、研究目标和发表期刊都不是中国的，只是用了中国经验，但中国经验不是研究目标，而只是手段、论据和素材。

　　目前中国学界以对话为特点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的研究，往往也是内卷而平庸、脱离中国经验的研究，且已成为主流。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对话式研究形成了内部循环的力量，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成为“繁琐哲学”的代表。对话式的小循环研究很容易通过打补丁的方式弥补理论解释上的漏洞，但其结果就是，一件本来简单的常识，在无穷理论补丁下变得无人能识，或一个本来缺乏解释力的理论，也可以通过打了无穷理论补丁，因而可以自圆其说。这种所谓的理论不仅没有让事实变得更加透彻澄明，反而遮蔽了事实。

　　显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没有经历过一个大循环的运动，没有通过“野蛮”成长与中国经验和实践产生足够丰富、全面、深刻互动的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就无法真正有效地进入社会科学理论生产中去，小循环就变成了无病呻吟、自说自话，这样的小循环研究不仅没有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实践透彻而深刻的认识，反而遮蔽了常识。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应当是以大循环为主流的时代，是社会科学扎根中国经验、呼啸走向田野、“野蛮”生长的时代。理解中国不分学科专业，包括西方经典作家在内的古今中外一切智慧都是服务于理解中国实践的理论资源。扎根中国经验，批判性地借用理论资源，形成对中国经验的丰富认识，形成经过深刻辩论的批判性共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精致的分学科、分专业的对话式研究才具有可行性。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