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明代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在经历了“士商互动”以后，商人的道德、知识乃至形象，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已由重义轻利的骛利之徒，转而成为崇儒好文的知识人。

　　儒行商名：商人之崇儒

　　明代很多商人，名为商人，实则具有“儒行”，亦即行为如同儒者。明代商人虽不得不凭借经商维系生计，但他们的内心或多或少具有一种“好儒”甚至“崇儒”的情结。如商人赵宏，完全与其他商人“窭薮重钱，心计及毛厘”不同，而是生性慷慨，他人有了缓急告助，无不主动出赀帮助。他在告诫第二个儿子赵时用时，有一句完全违背经商原则的名言，即“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在金钱与知识的天平上，赵宏更为看重知识，这是明代商人知识世界的典型表征。于是，商人不再是趋利而去义之人，而是行同儒者，“耆义如渴”。如海阳商人金甫，即“耆义如渴，赴人之难，振人之困，一呼即应，不避水火，终其身如一日”。他仿照义仓而行“贷谷法”，又效法范仲淹的遗意，“兴茔墓之役，持畚锸者日以数百人，寓赈于佣”。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讲究“业中求道”，儒学趋于通俗化，儒学不再是知识人的专利，教育的对象转向农工商贾。如邹守益认为，商亦可成就学问。从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即职业虽有不同，但学问则归趋于一。商人与学者之别，在于义利之辨。假若商人“志于义”，可以成为尧舜；反之，如果身为公卿而求利，那么只能沦为盗跖。如此之说，显然为商人晋升为儒家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王门泰州学派的异军突起，既是儒学通俗化的表征，更是农工商贾一跃而成为知识人的有力佐证。在商贾尚学的风气中，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王艮，更是商人成为著名学者的典范。

　　富而好文：“诗贾”的形成

　　商人一旦富而好文，或以文雅相高，“诗贾”随之出现。自古以来，托于隐者很多，且其中不乏凭借文采自现。商人因为“心有营业”，即将心思致力于计算骛利，导致商人大多缺乏文采。即使是诗风勃兴的唐代，桑门、闺秀中，不乏诗人，却很少有文采的商贾。明代则不然。如黄徽，作为一个商人，且身处嚣纷，但其心“宁以明”，最终成为一个“诗贾”。黄徽时时以赋诗为娱乐，所作之诗，不乏佳句。如《送李左虚》诗云：“日落千山寂，秋深万木寒。”《桃花》诗云：“过雨繁枝重，含风碎萼新。”诸如此类的佳句，置诸诗人之林，毫不逊色。

　　商人不但能诗，且有诗集行世。如苏州商人沈野，有《卧雪》《闭户》《燃枝》《榕城》等诗集，王稚登、徐惟和、曹学佺为之作序。南京商人姚淛，原为“金陵典客”，显然以典当为业。他亦著有诗集《海月楼集》，由李维桢作序。

　　兴趣广泛：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除了崇儒好文之外，明代商人的兴趣极其广泛，进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知识世界。大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观之：其一，精于算术，通晓数学。粗通算术，应该是商人最为基本的知识。如商人张思诚，16岁时就远游经商，“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他所具“综计精确”的能力，显然得益于精通《九章算术》一书。其二，独好子史，且有史识。如徽州休宁商人程元利，“世世隐贾”。程氏知识广博，沉溺于象纬、堪舆、龟策、覆逆、支离之技，时时心通，但“独好子史”。其三，信佛佞神，信仰丰富。据文人李日华记载，徽州有一位吴姓的商人，凭“什一起家”，但人有隐德，最后成为一个佛教居士。徽州歙县商人阮公弼，因经商而致富。至晚年，“崇事二氏，种诸善根”，并在田赭山修缮三茅宫，装饰各座神像。其四，收藏图书古玩，以文雅相高。嘉靖末年，海内宴安。一些富厚的士大夫，在治园亭、教歌舞之余，兴趣间及古玩。影响所及，徽州商人也以收藏图书、古玩为雅。如杭州商人高应鹏，经商致富以后，在家旁筑藏书室，收藏古今图书。又造一座楼，收藏古代尊彝钟鼎。尤其是徽州巨商吴廷，更是不惜花费巨资刊刻法帖《余清堂帖》。此帖出自其友杨不器的手笔，“稍得古人遗意”。

　　在商人形象自我形塑与社会评骘的过程中，商人群体已呈日渐分化之势：一则务名，通过结交贤士大夫以显名；二则务实，蹈隐约躬，专行仁义。无论是务名，还是务实，商贾的知识人化，则是其中的变迁大势。随之而来者，商人的衣冠装束、话语、行为，渐渐已是一种儒者形象，即“被服言动，俨然儒者”。如商人王艮“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如此装束及其行为，看似怪异，实则是儒者的“法服”。衣冠一番改变，商人形象随之得以重塑。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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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士商互动”

　　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秩序，士和商原本是相互独立发展的两个社会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打破了隔阂，展开了互动。这种融合与互动在晚明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士人文化”盛行，“儒贾相通”的观念应之而生。 （明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