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流互鉴思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和平、和睦、和谐、和合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一向崇尚和平、和睦、和谐、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中形塑了中华民族精神品格和中华文明基本特质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认为，天地未开、混沌未分的宇宙初始状态是所谓“太极”，“太极生两仪”，于是有天地阴阳之分。阴阳是蕴藏在自然规律之中，推动宇宙万物孕育、发展、成熟、衰退的根本因素。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之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要追求通过阴阳调和、协调发展而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序。当然，“和”并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毫无变化，而是在承认、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良性的竞争互动、相反相成，不断推动事物的运动发展，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达至和谐统一。北宋大儒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和”所蕴含的对立统一性的深刻认识。

　　中国人认为，人类社会的运行发展和秩序建构也要遵循自然界的法则。因此，“和”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国人在处理人我关系时始终以“和”为价值目标和最高法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追求“人道”和“天道”的契合，是所谓“天人合一”；在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层面，强调“以和为贵、和衷共济”，追求“和合共生”的境界。当然，人类社会的不同个体、群体乃至民族、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和利益诉求，实现“和”的前提首先是承认差异和矛盾的客观存在，在尊重差异、正视矛盾的基础上，以“求同存异”的原则尽量弥合分歧、建立共识，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国人从来不会以排斥、对抗、征服的态度对待与自己不同的观念和事物，也从来不会追求单一、静止、无差别、无竞争的和谐统一，我们所追求的是在“同”与“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和适度张力，为建设一个良性竞争的和谐社会、和平世界注入生机与活力。这就是中华文化“和”的智慧。

　　世界和平、全球发展是中华文明的政治愿景

　　中华民族对于和平的热爱和追求，源远流长，有史为证。《淮南子》中有这样的记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个故事所表达的就是，中国人对治国理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的最高评价：化干戈为玉帛，止兵戎致和平。《左传》中也记载了一则中国古人对于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深刻认识——“止戈为武”。意思是说，“武”并不意味着征伐占领、耀武扬威，“武”的真精神是结束战争、迎来和平。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来坚定不移地热爱和追求和平，是因为智慧的中国人很早就明白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和平是国泰民安的基石，和平是发展繁荣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和平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求和平、谋发展，是中华民族从自身历史发展经验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华文明贡献给整个人类世界的政治愿景。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再到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背景下，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5月18日—19日，中国同中亚五国在西安举行中国—中亚峰会时，中亚国家高度评价上述倡议，认为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中国更是切实担当着“和平使者”的角色，从一力促成沙伊两国恢复外交，到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积极斡旋劝和，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求同存异、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的成长动能

　　交流互鉴是推动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中华文明也正是在与外部文明的对话交流中，通过不断汲取外部有益的文明成果获得了成长壮大的发展动能。从历史上看，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有益于文明养成，即便是有一定烈度的文化冲击也能够帮助中华文明完成蜕变新生。中华文明之所以无论在文化交流还是文化冲击中都能获得成长，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自身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在面对种族、地域或文化上的“他者”时，是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方式与之展开对话，而不是排斥、对抗、征服，这是中华文明与排他性的一神教文明最鲜明的区别。这种和平宽容、对话交流的文明姿态，使得中华文明的向心力、生命力不断增强，绵延5000余年而成为一个生生不息、其命维新的伟大文化生命体，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

　　文明交流互鉴的力量推动着中华文明从源头一直走到今天，也将引领中华文明从今天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对包括“西方文明中心论”在内的各种“西方中心论”的纠正和破除；“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回应和超越；“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对自身文明发展道路的自信与坚守；“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对“文明冲突陷阱”的突破与跨越。全球文明倡议代表着全人类在新世纪对于一种更为平等、包容、公正的新秩序和新文明的期待，也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提供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和文明观支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华文明的处世之道

　　中华文明在长期的文明交流对话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中，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答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子贡又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和“恕”都是儒家处理人我关系的核心道德规范，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源于中华文明“与人为善”“仁民爱物”道德观念的一种待人处世之道：摒弃自我中心主义，学会换位思考，反求诸己，推己及人。中国人之所以始终强调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因为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基于“自我中心”和“文明优越”的假想，以“己所欲、施于人”的态度试图把自己的经验模式移植到其他国家、区域，往往带来的不是成功和繁荣，而是“橘逾淮为枳”的悲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信仰遵循的处世之道，这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也决定了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会把这一基本法则应用于处理国际关系，为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处理中非关系的“五不”原则：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五不”。“五不”原则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法则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为世界对非合作制定的全新道德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国所代表的浩然正气和时代正义。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华文明的大同理想

　　中华文明一向具有天下意识，数千年来奉“天下大同”为最高政治理想。传统士大夫也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更是胸怀天下，立志“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这种一脉相承的天下情怀和大同理想，决定了中国人视邻邦如邻里，强调和睦相处、亲仁善邻；视万国为一家，强调讲信修睦、协和万邦。这是一个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大同理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坚实的价值基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与中华文明的天下大同理想结合之后产生的思想成果，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使命在实践中的统一。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实践努力，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决定了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也不认同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决定了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全球安全倡议是为当今世界摆脱安全困境、维护全球和平提供的中国方案。放眼未来，中国必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