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发掘历史是怎样的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二十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

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此遗址的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从1960年至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考古人员建立了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揭示了1号、2号宫殿基址，发现了青铜冶铸遗址，清理了不同等级的墓葬，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考古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其中包括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多处建筑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自2001年起，工作队对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2011年，经过考古人员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又有一座保存很好的早期大型夯土基址被发掘。此基址台基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由至少三进院落及东围墙、东庑组成，至少经过三次修建或增建。考古人员推断，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距今3600年至3700年，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宫室建筑遗址。在宫城东北部、宫室建筑群以北发现的一处巨型坑，总面积约2200平方米，据专家介绍，这一遗址，为探索偃师商城相关祭祀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2.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出哪些历史建筑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已持续了四十多年，遗址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迹有宫殿建筑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铜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

遗址的中部发现有3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 其中，最大的两座已正式发掘。

宏伟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根据出土的遗迹现象，可以将1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主殿复原成一个“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数百平方米的广庭。

基址四周有回廊。大门位于南墙的中部，其间有3条通道。

这样的宫殿建筑只有掌握了大量劳动力的统治者才能建成。 由此也可证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虽时代较早，但其形制和结构都已经比较完善，其建筑格局被后世所沿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宫城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遗迹。

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慎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许多形制为后世沿用，号称“中华第一王都” 。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路最宽处20米左右，相当于现代的4车道公路；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车辙，这在东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商人在殷墟时期引进马车前的数百年，中原地区已有用车传统。

墓葬 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已有数百座之多，但大部分为中小型墓，规模较大者只有1座，位于2号宫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中、小型墓葬规模虽然不大，但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也不乏精品。

作坊 二里头遗址清理的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清理出大量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制品。其中青铜爵、青铜斝形制古朴庄重，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用合范法铸造。

这些青铜器的铸造，标志着中国青铜器铸造进入了新纪元。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

文物 遗址中还出土数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饰，制作精美，表现出了极其熟练的镶嵌技术，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其他铜器还有生产工具刀、锛、凿等；武器戈、戚、镞等；乐器铃等。

二里头遗址的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器形有圭、璋、琮、钺、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

3.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有什么发现

二里头文化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

1956年发掘洛达庙遗址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年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

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很快，在洛阳偃师灰咀和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巩义稍砦、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纪。

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

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在洛阳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

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4.“二里头文化是哪个期的

二里头文化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商代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属于夏代。

二里头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名。

年代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 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 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 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 余个地点。 这种文化遗存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 发现。

1956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 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 1959年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 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一组 富有特色的器物群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 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

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 腹盆、平底盆、豆、澄滤器、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 酒器则有□、觚、爵等。

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 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 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在这里见不到河南龙山 文化中常见的□、鬲、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 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鬲、□、□、卷沿圜底盆、大口 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

以 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 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 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

但是，晋南 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 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 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 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分期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 比，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分为 4期：第一期陶器以褐 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 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 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

这两期的器形多 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 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 迹。

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第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 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 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

东下冯类型也分为4期。 二里头文化早期器物 居址与埋葬 二里头文化的居址有半地穴居址、地 面建筑和窑洞式居址等几种。

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 角和长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米左右，较大的 长方形居址长在10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

地 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 崖和沟壁掏成。

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 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 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 1号宫殿的基址长 宽均约百米，占地1万平方米。

正面是面阔8间，进深3间 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庭。2号宫殿的 规模略小，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基本形 制与 1号宫殿相同。

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 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 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史时期宫殿建筑之先 河。

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 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 坊址。

二里头文化晚期器物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 下冯等遗址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 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

这些墓都作长方形土 坑竖穴，长2米左右，宽1米上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

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觚、爵、□等，少者数件，多者十余件。此外还有贝、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 随葬有铜爵。

二里头遗址曾发掘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 5.2 ~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 量漆皮、□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 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

东干沟发现的一座墓，死 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 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 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

两种不同的埋葬 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 以农业为主。

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的数量较多，斧、锛、凿等也有出土。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

木 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

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 酒之风比较普遍，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 葬。 当时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

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 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石）、制骨 以至木工建。

5.王权是如何在拜托各种制约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王权专制和以分封贵族为主的政体。

王被作为三代最高统治者的专称，并形成以王为核心的王权制度。王权制度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一）王的名号和权限 夏代最初建立时，最高统治者称为"后"，所以夏启被称为"夏后启"，① 《诗·小雅·甫田》。 以后的继承人太康、仲康、相等也被称为"后"。

"后"，当初的意思是生育，亦有祖先的意思。夏代最初几个君主不称王，而称为"后"，是因为奴隶制国家刚刚从氏族社会组织中脱胎出来，还带有氏族社会组织的痕迹。

当时的君主是以祖宗的身份来行使统治权力，号令各个部族的，俨然是一个大家长兼最高首领。 夏初的100 多年里，国家的体制还未完全稳定，依然保留着部落联盟的某些特点。

无论是夏内部还是在其他部落，为争夺最高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直到少康重建夏朝，奴隶制国家才完全确立起来，因此，夏的统治者便进一步地称"王"。

从"王"字的本义来讲，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是指一个贯通于天地人之间的人。也就是说，天下的一切都属于王，所以说"天下所归往也"①。

字义本身已经反映出王被认为是天地人的主宰、最高权力的象征。"王"的称谓一经出现，便为统治者所采纳和继承。

从历史发展看，专制主义起源于氏族社会的晚期。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出现的部落联盟，其军事首长就是专制君主的前身。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的出现，以掠夺为目的的部落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促进了军事首长权力的不断加强，这些"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充当自己的亲信，即所谓的"扈从"，而这"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②。 从我国王权的形成上看，"王"字在周金铭文中作"■"，像战斧之形，古文字学家吴其昌解释为："王字之本义，斧也"。

可见战斧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军权是王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夫王者，能攻人者也"③，"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④。

王同军事有关，一是说明我国最早的君主是由部落战争的军事首领转化过来的；二是说明最早的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在祀与戎"①祖先和军事是并列为"国之大事"②的。 我国的王权起源于父权社会。

"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③以财产私有出现为特点的父权制，是王权产生的经济基础。

我国古代君主之所以被称之为"君"，也是父权的集中反映。从文字学来看，尹字与甲骨文中的父字近形，寓有父辈掌权的意思，君字从尹从口，表示君是诸尹中的最尊者④，可以用口来指挥尹。

王也称为"天子"，表示自己是上帝的元子。周取代商，是"皇天上帝，改厥元子"⑤，而"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⑥。

这说明王是因为被认为① 《说文解字》第1 编。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41 页。

③ 《韩非子·五蠹》。 ④ 《战国策·秦策一》。

①②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04 页。

④ 参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2 卷，《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 ⑤ 《尚书·召诰》。

⑥ 《尚书·洪范》。 具有了上帝元子和民之父母的双重身份，所以才能掌握治国治民的统治权力。

夏商周存在着严重的宗法制。宗，就是人们对共同祖先的崇拜，这是国家从血缘关系发展为政治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⑦的统治原则能够得以确立。

中国由于地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神的崇拜往往限于生殖、祖先等具体的崇拜对象，血缘关系存在的时间很长，影响很大。 因为中国没有形成西方那种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神权系统，所以王很快地被推到与神并列的位置，甚至本身就是神。

夏代最后一个君主--桀曾说："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①。商代后期的君主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

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

为革囊，盛血，印而射之，命曰'射天，"②。他们把天日同自己的统治并列，甚至可以"僇辱"天神，"卬而射之"，可算是一种异常现象，但神被人为地利用，作为君主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据，是由来已久的了。

奴隶制国家的重要政治是祭祀，但所祭祀的是宗庙社稷。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大夫、士为维护宗法制而设立的祭祀祖宗的处所，王的宗庙建立在国都的中心。

社稷是土地神和谷神。可见，当时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食物。

所谓祭天、祭地、祭祖先，其实是包括了天、地、人，而王则是唯一贯穿于天地人之间的超人，这就清晰地反映出统治者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真正动机。 奴隶主阶级完全垄断了国家机器，并通过国家控制宗教，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神意，论证本身统治是唯一合理而绝对不可侵犯的，借以抬高自己的权威，并以之配合暴力统治，这正是夏商周三代的显著特点。

所以夏后启讨伐有扈氏时说自己是"恭行天罚"，对部下们则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③。商汤。

6.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有什么意义

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距离洛阳市约18 公里，东西长约2。

5公里。是夏代都城遗址。

1959年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铜器如刀、爵、铃等，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两处大型宫殿夯土台基。

其中西边一处面积约 10000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宫殿基址，四周环以廊庑。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 一号宫面积万余平方米，中心大殿前面有广庭，四周有回廊。

南面有三座大门。图为一座“四阿重屋”式的殿堂复原。

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

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

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被埋葬的奴隶，体现了夏代奴隶主暴虐无道的统治。

7.古代中国商业都会的发展状况如何

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要通过与古代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然后才能发现。

经过比较，笔者认为古代中国商业发展呈现五大特点。 第一，中国商业的萌发、形成很早。

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都是一个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它是联系生产与消费、工业和农业的桥梁。

在今天看来，没有商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将受到巨大影响。然而，商业却不是与人类并生的。

人类诞生了300多万年，而商业出现才几千年，在远古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社会没有商业。 到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社会分工以后，在不同产品所有者之间发生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交换。

这种交换的初始形态，是生产者之间物与物的直接交换。以后才有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和居间的商业出现。

要认识古代中国商业的起源，就得从物与物的交换谈起。 1930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山顶洞人，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山顶洞里，考古工作者发现有作为装饰品的带孔海蚶壳和撒在尸骨上的赤铁矿粉粒。这两种东西都不是龙骨山所产。

海蚶壳产于渤海湾，当时距周口店约四百里。离周口店最近的赤铁矿产地也有二三百里。

这两种东西，如果不是山顶洞人从别处人类手里抢来的，就是与别处人类“以物易物”，交换来的。 从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产品偶然出现剩余时，才有氏族之间发生交换的可能，但这只是偶然的个别的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畜牧业普遍发展起来，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交换就由偶然、个别的行为，转变成经常、普遍的行为。《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市场的出现，说明交换已经是经常、普遍的行为了。即便这样，神农氏时代还不能算是有商业，只能算是有商业萌芽。

因为它是生产者之间物与物的直接交换，没有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的媒介，也不是以牟利为目的。 到父系氏族社会，从古代典籍记载看，交换关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性质也在变化。

《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量”。这就是说，黄帝时代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

这些创造保证了交换的公平与合理。所以，孔子评价说：它起到了“抚万民、度四方”的作用。

《淮南子·览冥训》也说：黄帝之时，“市不预贾”。意思是说，黄帝时代，在市场上交易，没有欺诈的行为。

《尸子》上说：尧时，“宫中三市”。在尧所居住的邑内有三个常设的市场，显然，当时交换是很平常的事情。

《史记·五帝纪》说：舜“作什器于寿邱，就时于负夏。”“寿邱”和“负夏”，都是古地名；前者在鲁都曲阜东门之北，后者在鲁都曲阜西面。

“就时”即乘时逐利。舜将手工制品从寿邱贩运到负夏去卖，目的是乘时牟利。

《尸子》记载舜的交换活动，说：“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顿丘缺少某种物品，所以“买贵”，而那种物品在传虚盛产。

这样，舜就利用两地的差价，通过交换牟利。舜的交换活动很有商业味道。

《史记·平淮书》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司马迁认为，虞舜夏禹时有货币，而且货币种类很多。

但是，至今没有考古证据让人相信虞舜时代存在货币，所以，舜的交换活动是否使用了货币？这还是个疑问。 古代中国使用货币始于夏代。

司马迁提到夏代的货币有“龟贝”。“龟”在夏代用于占卜，不可能成为货币流通；“贝”作为货币流通完全可能。

“货”字从贝从化；化，变化，含交易的意思；而交易则用“贝”。由此可见，“货”字本身暗藏着货币起源于海贝的信息。

在汉字中，跟货币有关的字大多带“贝”旁，如贡赋、贿赂、贫贱、买卖（买卖）、赏赐、贮、贪、赈、贩、赊、贷等等。这说明早在汉字形成之前，贝已经作为货币在交换中充当媒介了。

这个认识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 按照考古学分期，二里头类型早中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相当于夏代历史时期。

1965年第5期《考古》刊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撰写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简报”说：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海贝，而且还发现了仿海贝制作的骨贝和石贝。

后来，河南陕县七里铺、郑州上街等夏代文化遗址内也发现有仿贝。1986年第4期《考古》刊登的《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一文说：墓9出土海贝70枚，墓11出土海贝58枚，皆置于墓底中部。

这两座墓葬年代约当夏代晚期或商代早期。几十枚海贝集中起来埋葬于墓底，这说明海贝已取得货币的资格。

《盐铁论·错币篇》说：“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玄贝”是黑色的贝。

过去人们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海贝确实有染黑的，这证实《盐铁论》的说法可靠。夏代尚黑，贝的颜色不一，天然玄贝珍贵，不是玄色的贝，就把它染黑，这是夏代社会时尚心态的反映。

夏代不仅出现了货币，而且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换工作的商人。商、原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

传说商的远祖名契，契佐禹治水，因功始封于商（今河南商洛县）。商部。

8.二里头遗址在哪里被发现的

二里头遗址发现于今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 距今约三千八百年至三千五百年，处于夏、商时期， 是反映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

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 一、二期为石器和陶器作坊及村落文化遗址；三、四 期为青铜和宫殿文化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宫殿、居民 区、陶作坊、铜作坊、窖穴和墓葬等遗迹，以及众多 的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器和蚌器等遗物，其 中的青铜爵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 器。

二里头文化的得名正是因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遗 存在该文化中最具代表性。 二里头遗址初步被确定为夏晚期都城遗址，该遗 址为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制度的建立、城市的 形成、都城的建设、王宫的规划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最 直接的研究资料，是公认的中国最有价值的古文化遗 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