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秋时期息国故城遗址有多大

几个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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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7年9月18日 出处：原创 作者：息县商务局 本页面已被访问 319 次

——息国旧话之六

息县是古息国故地，这大致是不错的。但历史总是花样百出，让人难窥真实面目。检索史籍，我们会发现息国却不止一个。

周武王十三年（前1122年），周文王之子羽达被封于息，疆域大致与今天的息县相当，我们平时所说的息国皆指此息国。息国是姬姓侯国，前682年被楚所灭。从西周至春秋初、中期，立国凡440年，历史脉络基本上算是清楚明白的。

除此息国之外，还有息国吗？答案是肯定的。只是由于史载缺失，我们雾里看花，已经很难清晰地描述其真实模样。

一是畿内息国。清魏源解《诗经·王风·大车》诗云：“息畿内之国，故附诸王风也。”说息国在王畿之内，息夫人的《大车》诗因而被列为王风。《诗经》共收西周到春秋时期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民俗歌谣”（朱熹语），卫国的叫卫风，郑国的叫郑风，而周天子所居王城畿内（东都洛邑）的民俗歌谣则叫王风。《大车》诗既然列为王风，则息当为畿内之国。不然，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把《大车》诗归诸《王风》。按周王朝大体承继了商王朝的“内服”、“外服”制度，把自己直接统治的地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内服”，就是王畿，一部分是“外服”，就是王畿之外诸侯的封地。西周时，畿外的封君一般都称为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王畿之内，除王室的籍田之外，周王也把一些土地封赐出去，所封之君一般称伯，如芮伯、郑伯等。周王朝东迁洛邑后，领土日渐减少，只局限于洛阳周围几百里的范围，政治上、经济上实际上已和一个小国差不多。王畿之内，是否真的封有息国，实在是难以考证的事。魏源是个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著有《诗古微》等，论述精审，言之有据。在解《大车》诗时，不认可汉刘向《列女传》的说法（息妫之息国），而认为息为畿内之国，是耶非耶，实难遽断。

二是商王朝之息国。商人，子姓，原是黄河下游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至商汤（约公元前十六世纪）时，翦灭了一些夏的属国和夏的最后一个国王夏桀，建立了奴隶制国家，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到商王武丁（约公元前十三世纪）时，商朝达到鼎盛期，对外不断征战，疆域日益扩大。在商王畿之外，分布着许多方国。比如周，就是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前十一世纪时，周文王成了商朝西方的共主，《左传》襄公四年载：“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四十余国”。这说明当时商朝的方国是很多的。史载，武丁曾南击荆蛮。《诗经·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意思是说：殷王的武力很强大，奋威把那楚国来讨伐。深入那险阻之道，俘获很多楚国的兵士。楚国被平服，汤孙功业成。由于汤王打败了荆楚，势力便扩大到江汉流域。这个时期，武丁曾派息族军事奴隶主在今河南罗山莽张一带立国镇守，这就是息国，商朝的方国之一。莽张位于罗山中东部，东临竹竿河。竹竿河源于湖北大悟，自南向北流经光山、罗山、息县，注入淮河，西岸为罗山，东岸为光山、息县，是罗山与光山、息县的界河。1980年，位于莽张乡天湖村后李组境内的天湖商周古墓葬经考古发掘，认定墓地属安阳殷墟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相当于商王武丁至商纣王时期，墓地出土的棺木经测定距今3286年，这个年代与文献上记载的商王武丁征伐荆楚的历史事件相吻合。在考古发掘的一些青铜器上，铸有“息”字铭文。这些器物的出土，为判断商代息国的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商朝的息国就在莽张一带，其疆域大小，已不可考了。顺便说一句，在莽张天湖墓葬出土了一种酒器，一个商代鸱鸮提梁卣，卣内封存的液体距今已3000多年，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酒，称誉为“中华第一酒”，载入世界吉尼斯大全。今天的莽张，酿酒业仍比较发达，看来，息国的酒文化真可谓源远流长了。

2.考古学出来从事什么工作

可以查查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考古项目，有多少主题是和墓葬有关的。如果单挑已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简报，或者在国家文物局网站查某时间段的考古发掘项目，墓葬占其中的比例还要更大，但是只要样本量足够大，比例也不会超过半数。这个比例应该会比1和2项大一些，原因是就基础性的田野工作和室内整理来说，墓葬相对其他遗址更容易发掘和易于整理、出版报告周期相对较短，并不代表墓葬就真的比其他遗存更多、或者是被挖到的概率大。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考古专业的教学实习一般都会选择遗址（可能含墓葬）而非单纯的墓葬群——后者不能保证足够有效的田野训练。

总之，没有理由得出野外考古发掘就一定是挖墓或者就一定要研究墓葬的结论，多挖墓并不能使一个考古学家更有钱、更有名或更有学术地位。大部分中国考古学工作者是要做野外的（有回答说只在图书馆里翻书是不行的，即便科技考古也不可能），而且基本都发掘过墓葬，原因是中国墓葬数量太多，非主动性发掘中碰到墓葬的概率很大。如果可以让他们做选择的话，相当多墓葬是可以不用挖的，原地保护就可以了，然并卵，选择权不在他们手里。

没有墓葬的话，确实有很多考古问题没法解决。不过这种事情太普遍了，真不算啥事儿，没有材料A，就找材料B，反正总有待解的问题。即使你命令墓葬都消失，我想没有一个考古学家会因此失业，可以发掘的东西还要很多很多，比如城市、村落、广场、道路、房子、工厂、市场、寺庙、沟渠、桥梁、沉船……几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废弃后都会变成考古遗存。所以历史不是墓葬史，我不太能理解有些人的想法，好像不挖长陵就无法研究明史、不挖八宝山就无法研究20世纪中国史了，远远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确实有使考古材料显著衰亡的其他方法，比如更多的循环利用和更少的垃圾排放，因为挖垃圾才是考古学的主业。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垃圾极大地扩充，虽然也毁灭了相当数量的古代遗址，但考古材料可能还在增加中，所以现在就替一千年以后研究20世纪史的考古学家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真正头疼的是研究工业革命前历史的考古学家，他们的研究材料（总体是个定值）确实是在逐渐减少趋于消失。我想这个消失速度，应该会比研究进展速度还要快得多。在你把所有的历史都研究明白之前，考古遗址就会减少到不得不禁止发掘的程度，那时可能相当多的人真要待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做考古了~

3.战国时期圆孔圆钱珠重一两三多少钱

第一：（陕西凤翔高庄是一处春秋至战国时期的秦墓地的说法是有依据的，根据出土器物及仅有的文字记载已得到年代的确认，详细情况见凤翔高庄秦墓地出土简报。）据我所知高庄墓是战国晚期墓葬，并且我不曾知道其中有能具体断代的文字出土记录，可能是我的资料有限，若兄有高庄出土简报，麻烦您能寄给我一份复印件（我会付费）。

第二：（包括四川的几处战国晚期墓葬均有半两钱出土，而在战国中期墓葬（约公元前410年至公元前350年）中至今尚没有发现秦国的半两钱，也没有此类发掘的报告，这一点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请兄说明“在战国中期墓葬（约公元前410年至公元前350年）”，其中您所指的战国中期墓葬到底是指那几座？？我好查实。

第三：关于《史记》中所记载的一些史实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甚至有不正确的地方。毕竟作者本人与所记载的时代也相距几百年，这本无可厚非。所以其中的说法不能作为证明观点的直接证据。

第四：（关于“初为赋”的问题，由于尚缺乏。。..十二年、十四年，为纪年之数，而非范次。）至于您所说的四，五段，更是与解决此问题没有帮助。因为圆钱珠重一两其本身也存在很大争议，所以就更不能作为论据了。

4.★★清东陵墓2次被盗时 盗贼的理由是什么★★

刚刚找到资料也可印证贪婪的驱使：1945年12月22日，月黑风高，伸手难见五指。

昌瑞山下震耳欲聋，刀枪闪亮的一场新战斗冲着康熙皇帝的景陵打响，300多双罪恶的手伸向景陵地宫，对康熙皇帝拖骨暴尸。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拿下了景陵地宫这个“碉堡”，搜出了珍宝几大口袋。

王绍义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也乐不可支：“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王绍义一伙本来就是土匪、无赖、盗墓贼，干将们贪婪成性，打的招牌是“救济贫民”、“按股分配”，却又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分赃大火拼的丑剧。张尽忠心狠手辣，坚持在孝东陵分定陵和景陵的宝物，这里距他家近，一旦打起来也有退身之地。

面对众多的珍宝，众人你拿我抢的乱成一锅粥，最后以比枪法打孝东陵殿檐上的人兽定输赢分宝物。另外张尽忠和王绍义还设下圈套，事先安排好人，听见枪响就冒充军分区敌工部的人来敲门过问，又由他张队长出面应付过去，最后自然得宝最多的是王绍义和张尽忠。

好事不出庄，坏事乱嚷嚷。“要发财去盗墓，一夜成为暴发户”，这股邪风迅速蔓延到陵区的四周邻舍。

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见状，纷纷走上这盗陵生财之道。 八区的赵子新带领10多名区小队队员和民兵一夜间把景陵妃园陵寝一座贵妃陵盗了。

关会增、贾正国一起挖掘了康熙的双妃陵 穆树轩同贾井满把裕陵园寝里的香妃墓掘了。王绍义父子又钻进裕陵园寝连盗两座妃子墓…… 整个清东陵14座陵寝，157人的墓几乎无一幸免。

古代的皇陵——宝藏的象征 盗陵墓者被冠以再好的名声也是盗，可是从史实来看，为财而盗的可能性最大，说与清政府的腐朽有关系并不贴切！ 并且，古今中外盗墓都是大罪，并被人们冠以最低劣的人格，有人感冒天下之大不违可以说完全是利益的驱使，人性贪婪的最有利表现。 我所收集到的两次盗东陵。

孙殿英为了粮饷钱财——开始盗墓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

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黄金仲、王绍义——盗康熙大帝景陵的人 与上次盗景陵不同，这次盗陵由黄金仲独自一人指挥。

按事先的分工，由王绍义等人指挥盗掘惠陵、定东陵，由于自己不太懂古陵的建筑结构，指挥失误，故此进度迟缓，心中焦灼。 经过几天的挖掘，他们终于将定陵的地宫打开，然而就在打的同时，就听见有人大叫：“天呐，不好了，地宫里有毒气！”随着一声惊叫，刚打开地宫入口的人们潮水般退下。

霉气逐渐散尽后，人们渐渐安静下来。这时，黄金仲命令下属要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地宫，炸开石门！就在这时，参与盗定陵的一个小头目来向黄金仲汇报一个非常不妙的消息：定陵的地宫有积水！ 听到这个，黄金仲十分吃惊与懊恼，他本以为炸开石门后，劈开棺材，就能将宝物轻而易举拿到手，谁知在地宫里又发现滔滔大水，他浓眉紧蹙，胸中再次燃起烦躁的怒火。

然而，所谓魔有魔法，贼有贼招，地宫的积水并没阻止了盗贼的步伐，为了能够顺利地得到地宫的宝物，这伙盗贼转身到隆恩殿香案顶上拿下大匾，再加上两扇紫檀门板，稍一捆绑，竟然做成一个竹伐，一个小时后，这伙亡命之徒坐着“船”划进咸丰和萨克达氏的棺椁前，跳上棺椁，挥动利斧、劈棺扬尸，将随葬物品洗劫一空。 盗墓者的下场 清东陵第二次大规模被盗，引起了当时清朝遗老遗少和普通百姓的极大愤慨，也受到冀东行署高度重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抽调得力干将破获此案。

不同于孙殿英盗东陵的不了了之，这次冀东行署很快就将盗陵的主犯赵连江、李树音等人在景陵大碑楼前就地正法。首犯黄金仲事发后畏罪潜逃，在国统区内被军统特务抓获，投进监狱，终了此生。

主犯王绍义在1951年3月被遵化县人民政府依法处决。清东陵第二次大规模盗陵的众犯终于得到了应得的惩罚，相信东陵内的各位大清皇帝应该也瞑目安息了吧。

5.商代墓葬的摆向是什么方向

公元前17世纪，成汤灭夏，中国历史进入商代，至前11世纪帝辛失国，历时500余年。

在商王朝统治区域内及各方国均发现大量墓葬，经科学发掘的目前已达数千座。这些发现为研究商墓的分期、葬俗，商代社会生活、阶级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殷墟18号墓发掘现场 分期与分布商代墓葬可分为早、中、晚3期，偃师二里头遗址上层、郑州二里冈和安阳殷墟的墓葬，分别是各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存。商代早期墓葬除偃师二里头外，在洛阳东干沟，郑州上街、洛达庙，陕县七里铺，夏县东下冯等地都有发现，总数超过百座，但以二里头的数量最多。

商代中期墓葬在郑州商城、辉县琉璃阁（见琉璃阁商墓）、藁城台西遗址、黄陂盘龙城遗址均有发现，数量也不下一、二百座。商代晚期墓葬在河南辉县、罗山，河北邢台，山东益都，山西石楼，江西清江等数十个地点都有发现，而以安阳殷墟数量最多，总数不下1800座。

形制与葬俗各地的商代墓葬，绝大多数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以木质的棺或棺椁为葬具，葬式多为仰身直肢，一般都有随葬品。大、中型墓多用青铜礼器、玉器、货贝等随葬，小型墓则用陶器和货贝。

中、晚期墓中殉人（狗）和人祭之风大盛。墓底多有腰坑。

已发现的早商墓葬多为长2米、宽不足1米的小型墓，随葬的陶器少则1件，多则20余件。中型墓棺椁齐备，都已被盗，有的墓中仍残留有铜爵、铜戈、铜戚和玉钺、玉戈等。

商代中期墓葬与早商墓葬基本一致，但中型墓发现较多，一般都有青铜礼器和兵器等随葬，随葬礼器数量3~7件不等，有的还有殉人。晚商墓葬中有商王陵寝，也有中小贵族墓，还有大量平民小墓。

侯家庄商王陵区占地10余万平方米，已发掘出13座大墓和1400多个祭祀坑。妇好墓所在的小屯村西北地可能是又一处王室墓地。

孝民屯南的殷墟西区和大司空村及后冈附近则发现了晚商时期的族墓地。此外，在罗山蟒张后李、藁城台西、益都苏埠屯等地，也发现了方国或地方贵族的墓地。

商代晚期墓中带墓道的大墓，依形制和墓道数量又可分为□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3种：①□字形大墓，在安阳侯家庄王陵区发现8座，益都苏埠屯发现2座（见苏埠屯商墓）。墓室的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墓道多呈斜坡状，一般以南墓道最长。

这些墓中，有的墓室与椁室也作□字形；有的墓室和椁室呈方形；有的墓室作长方形或方形，椁室为□字形。墓中有为数可观的殉人和人牲，少数殉死者且有木棺和随葬品，大概是墓主人的亲信和姬妾。

这些大墓都已被盗，但仍出有青铜、白陶、玉器、金叶等各种劫余的随葬品，有的还是罕见的珍品。②中字形墓。

在墓室南北两端各有一条墓道。在安阳殷墟发现7座，辉县琉璃阁发现1座。

这种墓也有人殉、人牲和马坑等。殉人中有的也有木棺和随葬品。

这些大墓的随葬品有铜礼器、兵器、工具、玉石器和白陶等。③甲字形墓。

多在墓室的南边有一条墓道，这种墓葬在殷墟发现7座，罗山蟒张发现1座，不过后者墓道在北边，比较少见。墓主人有棺椁，并有殉人。

但墓的规模和殉人数量都不如前两种大型墓。传出“司母戊”鼎的墓即属此类。

商代晚期为数众多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也有大小之别。大者如妇好墓，葬具有棺有椁，下有腰坑，两壁有龛，墓中殉16人，且随葬大批铜、玉及骨、石、牙器等。

稍小者虽也棺椁俱备，但殉人多不超过10人，一般随葬铜礼器10余件，此外还有兵器、陶器、玉器等。小墓为数最多，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以木棺为葬具，有腰坑，有的有壁龛，以陶器和少量货贝为随葬品，无殉人，基本上不放铜礼器，有的甚至无随葬品。

各地商代遗址中还有一些墓圹很窄或无圹的人骨架，多无葬具和随葬品，有的留有捆绑痕迹，有的身首异处或有斩割痕迹。此外，在居址附近常常有儿童墓葬，多以陶器作葬具，无随葬品，也没有专门的墓地。

殷墟18号墓随葬品放置情况 随葬品商代小型墓葬以陶器为主要随葬品。早期墓有鼎、豆、盆、罐、瓮、盘、觚、爵、□、角等；中期墓则多用鬲、□、簋、盆、罐、瓮等。

早中期墓的陶器多为实用器。晚期墓有鬲、豆、罐、盂、簋、盘、觚、爵等，大多为明器。

大、中型墓使用青铜器随葬。不过至今未发现早、中期的大型墓。

早期的中型墓均被盗掘，已知青铜礼器仅爵一种，其他有戈、戚和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饰等（见彩图兽面铜牌饰、铜爵）。中期墓中青铜礼器有鼎、鬲、□、□、觚、爵、尊、盘等，盘龙城遗址的墓中，还出土了□、□、卣。

此外还随葬有刀、锛、凿、斧、矛、戈、钺、镞等。中期墓铜礼器的表面多有兽面纹、夔纹、龟纹和圆圈纹、弦纹等装饰纹样。

晚期的大、中型墓出土青铜器器类更多。礼器除中期已有的外，还有瓿、方□、盂、斗、□等。

妇好墓中还出有偶方□、三联□、□尊、四足觥、方尊、方壶、方□等（见彩图□尊、三联□、偶方□）。工具武器类有铲、刀、锛、凿、戈、矛、钺、镞等。

此外还出现了3件或5件成编的铜铙以及弓形器、铜镜、匕。铜礼器的表面几乎都有装饰纹样，包括饕餮、夔、蝉、云雷、乳丁、蚕、蕉叶、四瓣花、圆涡等，有的还有2层或3层花纹。

器表开始附加兽首装饰，有牛头、龙头、兽头、蛇等。有些铜器上有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