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通讯员里经常有这种情况,比如县委报道组新进的成员,新闻采写业务还不熟练,稿子写完给组长审改,不管是组员还是组长把稿子投给我,都会把组长名字写在组员名字前面。
所以在你公司,也可以这样来。
如果你的资历比你那位同事更老,你就在作者署名那里,直接把你的名字放在他前面。
如果你要突出同事的功劳,出于鼓励他的目的,你就把你的名字署到他的后面。
如果你网站有把作者、编辑,分得那么明显,那你就在编辑那一栏署名好了。但是如果你公司网站本身已经有小编了,你署名在编辑栏,专职小编就没地方署名了,这样不好。
回答晚了,不好意思,希望对你今后处理这类问题有帮助。
如今通讯员发稿难,通讯员单独署名发稿更难,通讯员发大稿子更是难上加难。
通讯员到底怎么了? 真的,我们干通讯员这一行已20多年了。近10年来,我们几乎每年在上海各报刊上发表稿件200多篇,还专门从这些稿子中选编了一本书——《时尚从指间流过》。
我们连续多年担任《新民晚报》特约通讯员,也曾当选为《解放日报》优秀通讯员、上海电视台“360行中的通讯员状元”。电视台的一位名记者称我们是“新闻疯子”;《新民晚报》前两任总编辑把我们看成是“不在编的晚报记者”;在2003年度《新民晚报》优秀通讯员的表彰会上,《新民晚报》新任总编辑握着杨济诗的手说:“我是看着你的报道长大的”。
这一切都让我们激动不已,精神振奋。但是,如今遇上了通讯员发稿难的新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年6月22日《青年报》A11版发表了一篇“女厕标志禁用‘红裙’和‘高跟鞋’”的文章,觉得似曾相识,再仔细一看,这不就是我们写的“规范厕所图形符号:让人‘方便’更方便”的翻版吗?那是几天前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该报一名记者的稿件,刊登前两天还来电话核稿,不料刊登时却将我们的笔名(纪遐)删去,取代而之的是“记者张彩平、王原”的署名。6月22日当天,我们俩分别给《青年报》总编办和有关部门去了电话。
总编办回答是“了解一下情况,稿费补发给你们”。而我们则据理力争:“不是为了稿费,以前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也向总编办反映过,为什么事隔半年多,又发生这种情况?当前新闻界正在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希望加强对年轻记者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尊重通讯员的劳动。
同时,我们等你们的回音。”6月23日接到记者来电称:“我将你们的稿子转给条线记者,我们是将通讯员的名字署上去的,但他们条线记者习惯了不上通讯员的名字。”
又说:“过一会儿他们会给你们电话赔礼道歉的,稿费也会给你们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没等到总编办的回音,二没等到记者的道歉电话。
过去,通讯员与对口记者一直是“叫得应的朋友”,但现在发生这类事,我们对对口记者还能说什么呢?下回发稿还要不要给对口记者呢?让我们怎么信任他们呢? 回想这些年我们写作的成长过程,深深地感到离不开资深记者的指点。一批老记者十分珍惜通讯员的劳动,在我们有些稿子的处理上,为适合版面的需要,他们动了很大的“手术”,但还是将通讯员名字署上。
《解放日报》的端木晔波曾拿着我们的稿子,自己重新采访,发表时还是把通讯员的名字署上。还有一次,我们一同去采访,完全由她执笔,而登出来时我们名字也在上面。
我们感到很内疚,马上打电话与她联系,而她则淡淡地说:“没关系,也有你们的劳动呀!”真的,我们很感动,更激励自己多多写稿。记得好多年前,一名实习记者将我们的稿子稍作修改后署上自己名字见报,删除了通讯员名字,有一次我们顺便向带教他的资深记者说起此事,这位记者十分认真地说:“这涉及记者的职业道德,不能这样做,小青年在学做记者时,必须先学会做人。”
他回去后真的批评了这位实习生。 但是,如今这等事又一次次地发生了,真令人费解。
但此类现象似乎并不孤立。近来,我们接到一些记者朋友的来电,有的说,报社有关领导有约定,凡是大文章,通讯员不能署名;有的说,如果不是记者署名,编辑不会发通讯员的稿子……。
对照这些信息,我们做了有心人,发现今年6月份以来,上海不少媒体发表的通讯员稿件确实不多见,特别是通讯员单独发稿少得可怜。最近一个时期,媒体采用“报料”似乎比采用通讯员稿件更积极,一个“报料”信息少则50元,多则数百元。
不可否认,“报料”是增强社会新闻信息量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我们认为决不能顾此失彼。通讯员是分布在各条战线的媒体耳目,特别是老的通讯员,往往是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与“报料人”只报杀人放火、交通事故、煤气中毒、自杀抢劫之类的信息相比,通讯员有些深层次的报道,也是很有见地的。
许多可读、耐读、质量高、“三贴近”的好新闻,离不开通讯员及其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 我们感到,任何媒体脱离了通讯员的主动作为,也许就会少了作为。
在当前媒体改革之际,我们恳请,能否给通讯员写稿以多一点的激励机制?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新闻机构开门办报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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