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0日，法国摄影家马克·里布（Marc Riboud）在巴黎去世。时移世易，这位生前22次到访中国的摄影家离开人世已经十年，真的是十年一瞬间。从1957年年初越过深圳罗湖桥进入新中国，到2010年87岁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回顾展“直觉的瞬间”，马克·里布用他手中的相机关注了中国53年，留下了许多已经成为世人共同记忆的脍炙人“眼”的画面。

里布的成名作是《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1953，上图）。铁塔坚硬的钢铁构架与油漆工四肢舒展的柔软身形所达成的强烈视觉对比，洋溢着欧洲战后重建的乐观气氛。对这张照片，马格南图片社创始人罗伯特·卡帕一见倾心，马上把它卖给《生活》画报刊出，里布于是一夜成名。他对于现实中的各要素在瞬间反应后的组合，往往恰到好处，构图完美不可更易半分，这成为他的明显特征。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于日常中发现异常，追逐提炼其背后更本质的东西的本领。里布的中国影像，既是只有基于“外人”才能更迅捷地感受到的画面，也具有基于人类普遍性认知而来的对于人性的思考。所以他的作品受到持续的关注与期待并不偶然。而他的中国照片，尤其是拍摄于1950至1970年代的照片，更由于那个特殊时期可以“看”与“摄”的限制反而具有了稀缺性。

马克·里布赠送作者的作品图录，封面为其名作《持花姑娘》（1967）

里布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中国政府批准来华采访的西方摄影记者。签证上的中文名字是“里布”，给他签发入境签证的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关于他的中文名字，现在媒体上有“吕布”和“里布”两种译名，而且“吕布”似乎更流行一些。不过我觉得还是以他签证所用“里布”为宜。他供职的图片社现在的中文定译是“马格南图片社”，但在当时签证上的中文译名是“法国大画片社”。可以想象，当时尽管有外国人在中国活动和工作，如那些援华的苏联东欧专家及苏联东欧记者，但一个老是拿着照相机到处拍照的摄影记者，对那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还是有某种违和感，也需要保持某种警惕心。那时的人们面对他的镜头不会像今天这么淡定自如。但里布还是以他敏捷的身手克服各种客观限制，通过长时段的观察和积累，为中国的变化无穷的身影定格了他的观察和思考。这些照片，有些于今视之是那么的不可替代，俨然不可磨灭的座座影像丰碑。

虽然早在1988年就和他的作品有过同刊的幸运，但和他有直接接触却是要等到十多年之后。记得是2002年，摄影家罗永进找到我，希望我能够陪来上海采访的里布拍摄一天。正好我有空，因此欣然应承。具体日期是1月14日。此时，里布已经在中国有了很大影响力。他最早为中国人所知，可能要归功于李媚在1989年主编的《摄影》丛刊。她当时编了“纪实摄影”的专题，我也有幸名列其中。也许是出于和中国的纪实摄影家的工作形成一个对话关系的考虑，那一期《摄影》丛刊用了十一页的版面发表了里布的中国照片。刊物同时也翻译了他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记得他的这些照片在当时就引起了很热烈的反响。一个话题是，为什么这些画面他能够看见而他的同时代中国记者同行却没能看见与拍下。

那天他下榻的宾馆是在外滩的和平饭店。早上我在大堂接到他后，两人拔腿出门就从南京东路向西走去。他边走边拍起来。一件至今印象深刻的事是，在华东电力设计院下面的南京东路上，由于街面比较狭窄，迎面而来的人流比较拥挤，许多行人看人行道上人多，还看到一个“高头大马”的外国老爷子站在人行道中间冲着行人拍摄，就赶紧低头避开他的镜头，迈腿走下人行道来到行车道上。这么一来，他想拍摄的人流汹涌的街头画面显然要逊色不少。于是，他向我用手示意一下，让我站到人行道外侧边上。这么一来，我们两人将一条狭窄的人行道“封锁”起来。对面过来的行人被我不算魁梧的身体挡住，不能下行车道，只能在人行道上走。而里布则站在人行道里侧尽情拍摄。事后一想，对呀，里布是用我来调控街头人流的呀。当时里布已经受帕金森病的困扰，拍摄时手抖得厉害。我发现，即使是在白天，他也全部使用ASA1600的柯达胶卷，这在当时是感光度最高的胶卷了。他使用这种胶卷，也许是为了克服手抖的影响吧。记得途中还陪他去了专卖各种小杂物的“中央商场”，买了几把仿冒瑞士军刀。而在福州路、湖北路交汇处，则发生了一件至今让我后怕的事。在一个写字楼下面的广场，他站上一个水泥花坛取制高点拍摄。奇怪的是，这个花坛前面还植有长得和花坛一样高的冬青树。而那冬青树上又正好覆盖着塑料毯子。他站在花坛上专注地拍了几张后，误以为盖着塑料毯子的地方也是坚硬的，一脚伸出去踩在上面准备下地。没想到那下面的冬青树是软的，因此他人就一下子摔到了地上。所幸没有发生意外，可是我在旁边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在中午休息时，他说想找到1971年在上海拍摄过的芭蕾舞女演员（上图），再拍摄她一次。他说她是“最好看的芭蕾舞演员”。正好我的好友的哥哥沈润樵先生在上海舞剧院工作，轻易就帮我找到了那位女士的联系方式。不过联系下来，她说因为私人原因，她这次无法接受采访拍摄。不过，在沈先生的联系和帮助下，我们晚上还是去了位于虹桥路上的上海舞蹈学校的练功房采访。他在那里拍了个尽兴。记得那天下午还陪他与阿尔卡特公司的人去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谈展览的事。事后来看，应该没有谈成。从舞蹈学校回到酒店，虽然已经很累，但他还是在稍稍打了个盹后，就又上了和平饭店的顶楼拍摄上海的夜景。我从旁观察，一天下来，他拍摄了二十多个胶卷。在胶片时代，一天拍摄近千张照片，这是一个相当昂贵的开销，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摄影家难以承受的负担。为了表示谢意，他送了我他那张报道1967年华盛顿反越战游行的《持花姑娘》明信片并签了名。这是他的可以与《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相提并论的另一张名作。这两张照片其实展现了他摄影的两个取向。《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在视觉上的抒情性远胜过对事实的报道性，而《持花姑娘》对尖峰时刻的精准把握凸显了他卓越的新闻记者能力。一个优秀的摄影记者能够在报道与审美两方面都有杰出表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此外他还送了我一本签名展览图录。

之后，我们又在当年的平遥国际摄影节上见过面。不过因为围着他的人很多，我们只是打个招呼。在他2010年最后一次于上海举办个展时，那位名叫唐雪娟的芭蕾舞女演员翩然到场与里布重逢，一时成为现场热点。我拍到了他们重逢的情景（上图）。在开幕式后的晚宴上，记得是在明天广场的楼上，他突然慢慢起身，拿起相机走向窗口。他脚下眼底已经是万家灯火的上海。我不知道他拍了什么，但我拍下了他的背影（下图）。这是他留给我，也是留给中国的最后的背影。

丨文汇笔会 

作者丨顾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