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江左的烟水与京华的秋声，在他身上竟浑融无间。

　　■马腾飞

　　北京的秋，来得比江南早。自嘉兴启程时，江南还是满眼的绿意；飞机飞过淮水，下视平原渐阔，天也渐渐高远起来。待入京师，风里已有了薄薄的清冽。这次北京之行，是朱彝尊研究中心应观玺国安书院之约，共同探讨朱彝尊与南北文化交融的课题，同行的有朱彝尊研究会的金颖英会长、姚胜祥主任、朱彝尊第十世孙朱奕隆先生、嘉兴文史专家徐志平先生，活动设于旧日古藤书屋之址。

　　车入宣南，巷陌四合，车声渐远，市廛的气息里，隐隐有一种旧时的安静。我暗自想，三百多年前，那位自江南北上的一代词宗初到京师时，见到的恐怕也正是这样的街巷与秋光。

　　原来的古藤书屋今已不存，原址处悄然立着新修的一方书院。门悬紫藤，槐柳绿荫间，俨然旧日气象。想当日竹垞先生卜居于此，藤荫满架，拥书万卷，究心著述。院内别筑一亭，亭不甚高，檐角素净，额题“曝书亭”三字，便足以教人驻足。朱彝尊“曝书亭”位于故里嘉兴王店，人尽皆知，但据相关学者说，“因为后来朱彝尊在家乡建的‘曝书亭’闻名于世，官家和民间也往往移名于古藤书屋，干脆也把这凉亭统称曝书亭”。宣南是京师士人辐辏之地，一时名流，往往过从；而先生于此，一面以江南词学的醇雅，振起京师词坛之风，一面网罗放失，发凡起例，撰成《日下旧闻》一书，是京师地志的首次大规模系统地整理。该亭虽是今人所筑，我却仿佛看见三百年前那伏案的背影：一个江南士子，在京华的风沙与书卷之间，静静完成了对宏伟古都的考订与记忆。

　　据竹垞《腾笑集》自序，初至古藤书屋时，“庭有藤二本，柽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赋诗”。那两株紫藤，盘曲虬结，荫覆半庭，先生日坐其下，校书抄录。朱彝尊本在史馆任检讨，康熙二十三年，因私携书手入内廷抄书，遭忌者弹劾，降官一级，时人反称“美贬”；先生却坦然，自镌一印曰“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遂移家于此。此后王士禛、施闰章、孔尚任等名流时来藤下，茗谈赋诗；而先生则订讹辨误，一篇篇经史考订、诗词古文，竟在藤荫与茶烟之间，悄然成书。

　　朱奕隆先生是竹垞先生的十世孙，一路寡言，行至亭前，却久久凝望。他未曾说什么，我却在那一瞬间想：所谓传人，未必是著作等身，能于三百年后，在先祖读书之地，默默站一站，也算一种承接了罢。这一趟南北之旅，于他，或许比于我们，更多一层血脉里的重量。

　　《日下旧闻》是一部关于北京的书，却由一个浙江人写就。这一笔，颇可玩味。朱彝尊的词，宗南宋，尚醇雅，是地道的江南声口；而他的史学，却是在京师的馆阁与街巷之间，考山川、录宫室、搜碑版、访耆旧，一一落实于纸墨。当时诗坛有“南朱北王”之目，王渔洋主盟北地，而先生以江南之音与之周旋，终能并峙；词学源自江南，史学成于北地，他的文化身份，既不纯属“南”，也不纯属“北”，而是南北交融的一个鲜活例证。江左的烟水与京华的秋声，在他身上竟浑融无间。所谓大家，大概正是这样——不为一方水土所限，而以一身兼融两地的灏瀚文气。

　　立于京师的这座曝书亭前，我忽然想：文化传承，从来不是画地为牢的事。朱彝尊研究会的成立，本意即在开发名人文化资源，研究其学术思想、文学成就及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若只把他安放在江南的乡土记忆里，那便小了；若只把他当作京华的过客，那也窄了。他在江南与京师之间往还一生，正昭示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化没有边界，真正的传承，是跨地域的共鸣。今日我们自嘉兴而来，于宣南之地，听他南北之间的回响，正是这样一种共鸣。会间诸君论学，谈词、谈史、谈乡邦文化之出路，言语之间，南北的界限竟不知不觉淡去了。

　　临别时天色向晚，秋阳斜照，亭角挂落的藤影，在地上轻轻摇曳。我忽然觉得，那古藤仿佛还活着——三百年前的江南月色，与三百年后的京华秋风，在同一片藤荫下，相遇了。

　　（作者为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