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错金银铜豹镇 河南博物院藏

　　▌罗启龙

　　先秦时期，由于时人对自然现象的认知极为有限，对狼、虎、豹等野生猛兽充满本能的敬畏与忌惮，由此催生了原始野兽崇拜与图腾文化。因猫科动物中，豹的形象稍显弱小，现存证据中以虎作为图腾较多，豹则较少，但当时“豹崇拜”仍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这一点在先秦文献《山海经》中已有所反映，《西山经》云：“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文中西王母半人半兽，豹尾虎牙，其职司是刑杀之神。

　　早期西王母的形象源自部落图腾。这也说明，西王母神话体系建立之初，是融入了先民的“豹崇拜”,其职司也应与虎、豹猛兽的特点有关。另一方面，《山海经》多见有“虎、豹、熊、罴”的记载，文中称之为“四鸟”。“虎、豹、熊、罴”用于通天、通神，并为帝俊后代驱使，以显示其在部落中的权威地位，虎、豹等猛兽被人们视为一种与神灵相联系的神兽。

　　这种现象的产生除受“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影响外，亦与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仍为狩猎有关。先秦时人们的狩猎条件落后，常有被虎、豹等猛兽袭击的危险。因此，时人一方面出于畏惧，视具有虎、豹元素的西王母为刑杀之神。

　　另一方面，人们希望通过祭祀，使自身能得到相应的力量，从而统御四方。先秦至汉代的以匈奴民族为主的北方诸部落间创造了以动物纹饰为代表的青铜艺术，其中豹形纹扣饰较为常见。而此类纹饰，除了艺术与审美方面的表达外，更是当地社会观念的一种象征。如汉代双豹夺鹿形青铜饰牌即与匈奴彼时兼并扩张、征服弱小部落的崛起态势有关。匈奴人将对豹的崇拜融入于个人生活之中，以佩戴纹饰的方式代替祭祀，寄托自身对豹机敏、矫健、勇猛特质的向往希望借此获得猛兽般的力量与胆识。

　　此外，《庄子》等先秦典籍文献中载有“文豹”，据《后汉书·东夷列传》与《三国志·东夷传》载“文豹”多产于乐浪地区，故“文豹”很可能指现今的远东豹。从史籍的记载数量来看，当时的野生“文豹”仍有十分可观的数量。

　　先秦秦汉时，中原地区亦将豹视为力量的象征。如《诗经·郑风·羔裘》载：“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认为身着豹皮，具有充满力量的威慑感。除此之外，因中原地区本身豹属动物分布较为稀有，时人更将豹视为显贵的象征。如《诗经·唐风·羔裘》载：“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指出时人将服饰袖口缘以豹皮视为富贵及荣耀。故此，在彼时中原文化中，豹亦具有珍贵、高贵的象征意义。如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贤明·陶答子妻》载:“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象征着高贵的品格。又如河南博物院藏有战国错金银铜豹镇。豹镇是镇压席子用的席镇，之所以用豹的造型，即是凸显使用者身份的高贵。

　　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豹文化也随之发生改变，逐渐褪去神秘外衣。如《汉书·循吏列传》便载有昌邑王刘贺常与近臣“斗虎豹”为乐。《汉书·董仲舒传》《汉书·贡禹传》亦见有相似的记载，豹在汉代已成为皇室用于观赏斗乐的对象。汉成帝时曾下诏发民于各地捕猎虎豹、送往京师皇家园林——上林苑中，以供其赏乐游猎。以上记载除了帝王因彰显显贵而养豹外，更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大量猎杀豹类在秦汉时已经发生野生豹的数量大量的减少。其二，当时的驯养豹的技术已较为成熟，据相关史料所载，新莽时期，豹已被投入战场之中。其三，随着豹不断为人们驯服、豢养，先秦时豹作为神兽的象征性已逐渐消失，仅成为贵族的一种身份象征，如前文所述的西王母虎牙豹尾的形象在汉代转变为道教女仙，其执掌也已与刑杀无涉。

　　要之，豹文化亦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对现今已成为濒危动物的豹类进行有效保护，是我们维持与传承绚烂璀璨豹文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