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柳”青铜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南宫柳”青铜鼎铭文

　　▌宋超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了“了不起的汉字”展，集中展示了“十四五”时期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最新成果。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展厅中每一件文物上的古文字，都是解读华夏文明的“密码”，承载着历史社会的重要信息。所谓“古文字”以往认为主要是先秦时代的汉字，即秦统一文字以前的文字，秦代的小篆则被视为沟通古今文字的桥梁。近年来，多数学者将古文字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把小篆与秦汉早期隶书也纳入其中。可以说“古文字”是指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或者说是汉武帝以前的文字。这也与司马迁所著《史记》涉及的时期基本一致。而“古文字学”主要是研究汉字的起源、形体、结构及其演变等问题，也包括对古文字资料与相关社会历史的研究。

　　根据文字载体，我们常常将古文字分为商周时期的甲骨金文，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文字。实际上,从陶文、玺印到刻石、盟书，古文字的载体可谓五花八门，简单归纳可以分为“刀”和“笔”两类。前者是用刀“铭刻”：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与牛肩胛骨上，金文是在泥范上刻写经过翻铸为青铜器上的铭文，至于石刻文字、陶器款识、玺印文字、钱币文字都能归入此类。后者可统称为“书籍”，即用毛笔蘸上墨或朱砂在竹简、木牍、丝帛、纸张上面直接书写。

　　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单字数量已达4000个左右，表明汉字无疑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许多人会误认为甲骨文早于金文，金文又早于简帛文字。但从文字形态上看，甲骨文用刀刻字，是一种剧烈简化的汉字，可以视为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可以看作为正体字，即较为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晚商时期俗体字与正体字的并行，说明汉字溯源还要追寻更早的源头。至于简帛文字，商代竹简木牍作为书写工具已经广泛使用。《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册”字是用两条绳子编联简册的象形，“典”则是象征两只手捧着简册，金文的“典”则是将简册放在几案之上。简册才是商代书写的主流载体，只是相关文物因为年代久远无法留存。

　　文字形态的演进，书写工具的变迁，也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在汉字演变过程中，由繁变简是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周秦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反映在文字方面：先秦古文字转变为秦汉隶书是汉字形体上最重要的一次简化。殷墟甲骨文内容多涉及占卜贞问，到西周金文则出现了回顾王朝、追溯先祖的长篇铭文，这与周代人文思想的觉醒有着密切关系。周代早期金文结尾处会祝愿子孙保有器物，到战国中期转变为“物勒工名”所记录的是作器的年代，主管官吏以及工人的名字，恰恰反映了贵族社会的没落，官僚制度的兴起。大到时代转变，小到文物解读，古文字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谢能宗先生，也参与本次展览工作。他以展厅中的“南宫柳”青铜鼎举例，铭文不仅说明西周军队如何生产管理军需品，还提示器物主人南宫柳是周初重臣南宫适的后代，与大盂鼎的主人、湖北曾侯乙墓的主人属于同一血脉。如果不是根据铭文，我们很难想象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出土的文物会有如此奇妙的联系。

　　今人会误以为汉字就是象形文字，其实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假借字和形声字。随着后世文字体系进一步发展，形声字占有压倒性多数，是汉字发展的主要标志。古人也有误会，面对“了不起的汉字”，却说不清汉字的起源。于是相传伏羲画卦，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古人关于开创文字的浪漫想象，反映出先民造字的原始智慧。至于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真可谓惊天动地。

　　随着出土文献的持续解读，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漫长文字系统的有序演进。古文字学从“绝学”走向“显学”，伴随着学科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夯实了历史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