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毛大庆 秦朔朋友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的一段言论近日流传甚广，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享受了自由，灵活就是一种福利，所以社保低是应该的；我们坐办公室的朝九晚五牺牲了自由，所以五险一金高是正常的。

这番话从一位经济学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口中说出，令人震惊。它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是学术讨论，这是居高临下的“何不食肉糜”。

两亿八千万人的真实处境

先看几组数据。

一份由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测算，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约为2.8亿人，并预测2026年将达到3.2亿。

这一数字并非国家统计部门的官方口径。官方目前采用的表述则是，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国家统计局相关口径显示，截至2024年底约为2.4亿人。

另一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养老共7057万人；若以2.8亿广义灵活就业为分母，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仅约25%。

为什么交不起？贵啊！在单位上班的人，社保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为16%，个人缴费比例为8%；在传统灵活就业参保模式下，养老、医疗保险缴费主要由个人承担，而不像传统劳动关系那样由用人单位共同承担；目前部分平台已经开始探索补贴或者直接缴纳社保。即便如此，他们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通常也需要由个人承担20%的缴费比例。

以目前上海为例，2026年7月起社保缴费基数下限调整为7546元，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20%、医疗保险为10%，仅养老和医疗两项，每月最低缴费约2264元。

张教授轻飘飘一句“你要的是自由度”，就把2.8亿人的生存困境一笔勾销了。

他们享受的，是哪门子“自由”

一个外卖骑手顶着烈日暴雨穿梭在城市街头，一个网约车司机一天跑十几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他们享受的是哪门子“自由”？是每天早上7点出门还是8点出门这种自由吗？

当你看到外卖小哥在送完一单外卖、骑上电动车时，匆忙从车前架摘下挂着的饮料瓶，仰头饮下一大口水，然后用袖子擦一下嘴，飞快地骑向下一个送餐地时，你认为这是自由吗？

一个网约车司机在长时间驾驶的间隙，利用给车充电的一个小时，窝在车里睡觉，你认为这是自由吗？

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在张教授的逻辑中，把“灵活就业”等同于“主动选择”，把“固定工作”等同于“被动牺牲”。

如果有空调房坐，有免费或补贴的食堂吃，有单位给按时交社保，每个月有固定的发薪日，谁愿意暴土扬尘、风吹日晒地奔波在户外？谁愿意对着手机屏幕不停地反复重复着同一个产品推荐或不停地唱歌跳舞展示才艺？

你问问那些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没日没夜直播的网红们——他们是“想”灵活就业，还是“只能”灵活就业？他们是享受自由，还是在为一口饭吃拼命？多数灵活就业者不是选择了自由，而是被自由选择。他们当中，有创业失败后跑外卖还债的，有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暂时过渡的，有工厂倒闭后被迫自谋生路的，有上有老下有小不敢断了一天收入的。

所谓“自由”，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单位兜底、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工伤保障、没有退休金承诺的生存状态——这不是自由，这是风险的转嫁与承受。

不是选择，是没得选

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17.9%，较6月上升3个百分点，为2025年9月以来最高。2025年8月，这一数据曾达到18.9%的高点。

青年就业压力可能成为部分年轻人进入灵活就业和零工市场的重要原因——他们“灵活”了吗？他们“自由”了吗？

全国包括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相当一部分与平台之间并不存在传统劳动关系，社会保障仍存在覆盖不足、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

张教授管这叫“福利”？！

制度已经在回答

更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本身其实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

2025年10月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覆盖17个省份、11家试点企业，累计2325万人参保。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正在承认一个越来越清楚的现实：平台劳动者虽然可能拥有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但这种灵活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独自承担职业风险。

张教授言论的危险之处，在于她为社保待遇与就业形态挂钩提供了“理论依据”。她的逻辑是，你选择了自由，就别想要保障；你想要保障，就得牺牲自由。

这是把社保从“社会权利”降格成了“交易对价”——仿佛社保是单位对你“交出自由”的补偿，而不是你作为劳动者、作为公民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社保是社会为每一个劳动者编织的安全网，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基本承诺。它不应该因为你是在写字楼里坐班还是在街头跑单而有所区别。

退休后的基本养老保障应该尽可能让不同就业形态的人都拥有基本而有尊严的养老保障，而不是因为年轻时没有单位，就让一个人的晚年保障天然低人一等。

明知困境，为何还要美化

更令人不安的是，张教授并非不了解灵活就业群体的困境。她曾在接受央视《焦点访谈》采访时承认，外卖骑手的社保覆盖率“远低于传统就业岗位”，并指出“不完全劳动关系既不对应劳动法，又不对应民事法，处在法律空白的状态里面”。

她也承认此前调查发现“平台补贴50%，慢慢好多人也断保了”。既然知道问题，为何还能说出“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种话？

既然知道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亿，知道截至2024年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只有7057万人，知道很多零工劳动者因为收入不稳定、缴费负担和制度衔接等原因难以持续参保，那么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难道不应该是怎样降低他们的保障成本、完善平台责任，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你获得了自由”？

这不是真正的学术，是搬弄学术概念，是认知失调。

脱离实际的代价

这几天，张教授的言论引发了大量反对声音。首先，这已经说明了言论本身的错误性，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言论，是从一位在公众传统认知中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来的，这是比言论本身错误性更可怕的地方。

因为它代表了今天学术界一种令人忧虑的风气——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用主观臆断代替实地调查，用理论模型覆盖真实人生。这种风气对社会的危害，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

她在误导舆论。

一位知名学府的副院长说“灵活就业是福利”，公众会怎么想？会以为2.8亿灵活就业者活得很好、很自由、很“福利”。这会消解社会对这个群体困境的关注，延缓制度改革的进程。

她在误判形势。

当2.8亿人（而且还在快速增长）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当青年失业率逼近20%，当劳动纠纷一年数以百万计——这不是学术问题，这是社会问题。用“灵活即自由”这样的话术来粉饰太平，是对社会现实的严重误判。她寒了那个数量巨大的社会群体的人心。

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骑手、那些一天跑十几个小时的司机、那些不敢生病不敢休息的零工劳动者，听到一位名校教授说“你们有自由所以活该保障低”——他们会怎么想这个社会？会怎么想这个国家的公平？

把光留给具体的人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抽象的2.8亿的数字，而是数以亿计的具体劳动者，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他们有父母要养，有孩子要教，有房租要付，有明天要过。

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他们未必是不想交社保，而是眼下收入的不确定性，让长期缴费变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他们未必不想稳定，而是未必拥有选择稳定工作的机会。

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光。

学术研究可以讨论制度设计、可以争论改革路径，但不能失去对人的基本尊重，不能把一个群体的生存困境美化成“自由福利”，不能用“你选择了自由”来为不公辩护。

“何不食肉糜”是一千多年前的一段历史笑谈，不是今天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应该上演的剧目。社会公平不是施舍，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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