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培轩

今年春节前几天，听说敖忠先生身体大不如前了，便给他打去电话，拜个早年。他听不明白我是谁，重复了两遍，还是没明白。他的夫人曾老师接过电话，又大声对他说，他还是不大明白。我关了手机，随即叫女儿送我去他家。

敖先生安然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身着蓝色对襟中式防寒服，脸色红润，略胖，不像生病的样子。我握住他的手，问候他。他笑眯眯的，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曾老师解释道，他失聪了。我凑近他耳朵大声说“拜个早年”。他拉了一下我的手，他的手很温暖，也有力。我便和曾老师拉了几句家常，问敖先生的饮食起居等等。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这时，敖先生突然大声问我“认不认得熊宪光、万龙生”。我愣了。一直以来，他都知道我认识的，而且还很友好。又问“认不认得姜忠学”，我急忙凑在他耳边说：“认得的、认得的。”熊先生治先秦文学，是《战国策》研究的著名专家，都带过好几届研究生了。万先生从《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的岗位上退休，大力提倡格律体新诗，是重庆格律体新诗创作、理论研究的领袖哩。他频频点头，笑得很自如、很灿烂。我停顿了一下，看他再问什么。他似乎在回忆，在从回忆里搜索什么，却又没说出来。我又补充道：“姜忠学是我农场劳动时的同学，好久不见了，听说他和夫人一起进了养老院，身体很好的。”他没再说什么。我虽心有所恋，也只得告辞了。他又颤巍巍地要送我，我连忙请他坐下。曾老师送我，待我要上车时，她才哽咽着说：“敖先生才从医院回家两天，他得了一种叫‘克雅’的怪病。简单说，就是脑颅里有一种专吃脑细胞的细菌，潜伏期长，表现症状像老年痴呆。病因，无解；治疗，无药。一旦查明，时间长的至多一年，短的则一月。患这种病的概率在百万分之一。”我闻言大惊！一时竟找不到安慰曾老师的话来，只好说：“吉人天相，敖先会闯过这一关的。”

日运月往，一月、二月、三月过去了，严冬的灰暗已成了明媚的春色。我为敖先生祈祷，但愿是误诊了吧。4月12日，曾老师来电话说：“敖先生逝世了。”悲乎，春节前拜早年成了最后的拜别！

我携家人去灵堂吊唁。曾老师告诉我一个现在才公开的“秘密”——敖先生的享年，若依户口簿是89岁，但实际是90岁。他家庭出身不好，家里为他瞒报小了1岁。他才躲脱了“戴帽子”的厄运，得以继续学业。敖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没有告诉别人。因为，我实在不愿提起敖先生因得了“克雅”病去世。一般人哪知道有这种病，而且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敖先生这样一个善良的学者偏偏就摊上了！

7月8日，万先生发帖告知敖先生去世的消息，表示哀悼。紧接着熊先生也发帖，特用了“哀恸”二字。我这才把“最后拜别”的情况告诉他们，从电话中的语调上听得出他们的感动与唏嘘。

7月10日，曾老师来电话，约16日聚会，对到灵堂吊唁的亲朋表示谢意。我因老伴骨折卧床，未能践约。这又引起了我对敖先生诸多往事的回忆。

20世纪70年代，江北区就有“18中三杰”的美誉——敖先生重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及鲁迅研究，薛继洲先生和张继祥先生则分别在诗歌、儿童文学方面颇有造诣。

1974年5月，重庆教师进修学院（今重庆二师前身）恢复建制，敖先生即被调入。当时学院领导的意思，是要他做秘书兼为市教育局领导写些文稿。他婉拒了。此后，他主动提出去清理图书馆。他一人蓬头垢面，搞了半年多，才将书报杂志、各类书籍分类整理，重新按目上架。图书馆才得以开馆借阅。他任学报主编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做清洁。

敖先生做学问，不赶时髦。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门大开，域外诸多文学批评模式蜂拥而来。敖先生却依然坚持在文学社会学的沃土上深耕。有好心人劝他“跟上潮流，出点重磅”，不然会被“边沿化”。我曾问过他，对这些“点拨”怎么看。他举例说：“有一个流派叫英美新批评，其核心主张文本细读。当然也对，也有启发。但是，这种主张排除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就值得斟酌了。学习新东西，不是赶风头。而新批评的观念和方法长于其时兴起的现代主义诗歌，尤其是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诗歌的解读，若用于所有文学作品的解读，在中国恐怕会‘水土不服’。”至于“好心人”的“点拨”，他则哈哈一笑：“也是一家之言吧。”可见，他对时兴理论也是有研究的，只是坚持自己的学问路径，不愿苟同罢了。

敖先生为人忠厚，从不在人前随意议论他人长短，还诚为他人辩白。一次，母校皮朝纲先生来重庆，敖先生做东款待，我也有幸参加。席间有人提及某某人学术行为不端，靠抄袭发表论文。敖先生当即说了几句足斤足两的话。他说：“两篇论文我都找来读过。只是个别观点相同，阐述时有个别段落的文字相近。谈不上是抄袭。这种情况，文坛上并不少见。为什么偏就以某某人抄袭来炒作呢？文人相轻也不要随意攻讦为好。”后来，我碰到这个被攻讦的人，说起敖先生为他辩白的事，他还不知道呢。前几年敖先生视力急剧下降，医生告诫他必须“立即搁笔”，否则会导致失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旧不负诗人殷白临终前的嘱托，为之编纂文集付梓。

敖先生爱护文学青年，常为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改稿、荐稿。某年，城口县一文学青年寄给他一篇读茅盾《子夜》的文章，他看后觉得文章散漫不足取，但又想到这个人地处僻隅，写一篇文章寄来也应鼓励。于是，他把文章修改后寄回，谦逊地请这个青年谈谈可否，这个年轻人十分感动。世界那么大，事竟这般巧，我到城口出差，接待我的正是这个青年。敖先生退休后，《重庆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请他作特约审稿人，他依旧为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改稿荐稿。